《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制定于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二年完备，洪武三十年颁行天下。在此之前，作为决狱标准的是朱元璋亲手写定的《大诰》。明初处元代法纪纵驰之后，故太祖决定法外用刑，以严刑峻法治乱世，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加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多为《大明律》所无，那项“免死发广西拿象”更是带着几分幽默，此即所谓法外用刑。而量刑标准，也比《大明律》严酷得多。

　　四十年之中，据《大诰》所载，凌迟、枭示、族诛有几千案，弃市以下的有一万多案。

　　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该受到轻微的惩罚，象官吏隐漏文书不报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粮违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诰》居然全都用凌迟之刑；有司滥设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诰却是族诛。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如此滥用刑罚，也难怪为了浙江的一件假钞案，而“捕获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枭之尸相望”，连朱元璋自己也感叹说“其刑甚矣！”〔《大诰》伪钞四十八〕

　　而这些酷刑，真可谓设计巧妙，用刑者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差不多同时，中世纪基督徒也在想尽种种法折磨迫害异教徒和女巫，两相比较，不由让人感叹人性都是一样的，东西方的智慧在这一点上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而我们也该庆幸这样的时代大概是一去不复返了。根据《孤树裒谈》等野史的记载，以下列举一些较别出心裁的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