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法院终审判决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主任刘连琏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对刘连琏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中，刘连琏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数额的财产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潍坊日报》9月9日)

　　 此案中，来源不明的2000多万元是刘连琏涉案金额的“大头”，这仅导致他因此领刑4年。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一个问题：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最高5年有期徒刑的处罚，会不会成为一些人逃避相应法律制裁的通道？

　　 这是一个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说它老，是因为在这几年的全国“两会”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过轻的问题，已被代表和委员多次提起，成了一个“老资格”的议案和提案。说它新，是因为它在近年的涉及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中，频频出现，金额不断攀升，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需求。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及其妻子，非法所得折合人民币2000多万元，其中受贿仅200多万元，来源不明的财产达1800多万元。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湖南省“三湘女巨贪”蒋艳萍，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都存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情况。他们果真不记得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了？还是他们即使记得也装作不记得？笔者以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前一种情况的存在，但是，法律应当想办法杜绝后一种情况出现，也就是说，法律不能让任何人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获益。

　　 如何对待“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法律界认为受制于两个问题，一是该不该“疑罪从有”，二是能不能“举证倒置”。笔者以为，这两点，其实根本不存在问题。因此而迟迟不修改相关条文，不但杞人忧天，还在一定程度上贻误了反腐事业。

　　 关于“疑罪从有”，假如法律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认定为贪污罪、受贿罪等，那么才是疑罪从有。事实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已经有罪，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谈不上从有还是从无。而且，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归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符合我国经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那么，“疑罪从有”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接下来的关键在于：法律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罚则过轻。于是，防止有人从中获益的办法就是——使“说不清来源”的惩罚比“说得清来源”的惩罚更重。

　　 关于“举证倒置”，其实和“疑罪从有”一样，不成为问题。如果要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罪为贪污罪、受贿罪，当然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但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本身就犯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它不需要检察机关举证，天然需要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这一点，也是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不能永远“不明”下去。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合法经济来源，都应该是能够见阳光的。法律应该教会每一个人，记住自己巨额财产的来源，如果你不能确保自己记住巨额财产的来源，那么，就不要什么钱都往口袋里装。只装你能够记住的、合法的钱，那么法律不会动你一根毫毛，相反还会保护你。(李知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