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政治领域的成就是中国不断地在往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现代政党的方向发展，三者归结到一点，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政治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1978年以前，权力过分集中，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国家；从政府与政党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政党；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中央；从领导集体与个人的关系来说，是权力集中到个人。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正确地指出了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制度的总病根，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上，不断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从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到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再到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从中可以看出，30年改革在政治领域的一大成就，是公共权力运行的理性化、制度化。

　　首先，国家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0年改革最大的一条，国家慢慢地在摆脱全能主义的模式，通过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权力越来越受到监督和制约。比如，统一的市场制度正在建设之中；统一的国家的暴力管理制度、选举制度、法制体系、金融制度、税收制度和现代文官制度、保障统一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制度等，都在建立和完善之中。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例，改革30年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地方政府的推动，中央给政策，地方去创新，分税制的改革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很大影响，目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财权和事权上都有较为合理分配的框架，但是一个存在的问题是仍然没有通过法律和制度将这种改革的成果确立下来，仍然主要依赖的是党在组织和人事上的调控，如何依靠法制而不是权力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将是一个考验。以上内容都可以纳入到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体系中来，而且比民主化的进程更快。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民主是基于各种社会力量对比基础上的利益妥协机制，现代民主是为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则基于理性和规范的力量，两者无法彼此取代。中国的发展需要靠健全的制度去推动民主化的进程，没有制度保障的民主是建立在沙堆上的建筑，因此，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可以具有优先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没有进步。比如说政府与社会之间，不同的社团之间，某种谈判机制的发展和确立，就是中国式民主发展的说明。再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浙江一个市的人大开会运用电子投票，差点没让两院的工作报告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也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一些地区乡镇长的直选对当地的治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另外，改革以前的中国可以说是行政主导的机制，行政吸纳政治，国家发展的推动力量更多的是依靠干部队伍，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决策的程序和公众参与都处于较低层面。改革开放以来，行政队伍更加专业化和高效，同时政治的内容不断得到开放，比如对一些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对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制定的社会参与、社会听证等。

　　同时，政党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党内民主如用人、决策和监督等方面的改革成果，不断地通过制度创新的形式加以巩固。这些变化反映了党在不断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革，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世界形势的把握，既有引导，也有适应，用一句话来说，党对公共权力的领导方式不断地“与时俱进”。

　　与之相关的，由于国家和政党的权力在不断规范化，慢慢地民间社会也在成长，社会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比如公共空间的逐渐发展，民间社团数量的迅速增长，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等等。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如孙志刚事件、非典事件等，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力量对于公共权力理性化运行的推动，这是现代社会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究其原因，社会的成长从根本上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改革之前几乎阙如，市场机制的逐渐确立则完全是改革30年的成果。市场的发育既改变了政府的职能，也强化了社会的角色，市场经济竞争、分化的逻辑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通过市场和政府双管齐下增进社会的繁荣和福利，是改革30年的显著特色。当然，这一领域仍然有很多问题，比如权钱交易带来不少负面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公共权力的运行，需要市场经济与社会自主性不断得到提升的合理的机制，既能保障公共权力为社会的需求作出有效的反应，又能通过政府、市场机制、社会自主性的互相制约减少权力的腐败行为。

　　随着社会、市场的发展，治理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现在沿海地区的政府官员有几个词用的越来越多：比如法治和治理。尽管一些地方政府对治理仍然很敏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治理的重要性。治理意味着不是政府的一元领导，而是社会的多元参与。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多元化的，是多元竞争推动的结果，同时为了保证社会的长期稳定，政治控制的模式相对而言又是一元化的。政治的一元和社会的多元如何去协调，现有的发展模式是不是中国特有的经验，还是会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这有待于中国为世界提供新的探索和答案。

　　当然，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还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第一，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如何协调？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乡村政治与基层民主。如何构建乡村的和城市基层的比较合理的治理结构？第三，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威。改革开放以来有三次改革的争论，都与知识分子有关，中国的政治体系类型需要解决合法性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智力支持，但是知识分子也是天生的意识形态动物，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很重要。第四，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当前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在经济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果之后，主导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断获得竞争优势的精神性支撑是什么。传统社会有儒家文化，西方社会有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套理念，当代社会主导性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第五，政党建设与政权基础。中国的政党有很强的适应性，但是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主导型的政党，需要给社会和民众指明方向，所以在适应和引导之间，如何去平衡，这是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第六，国家结构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分稅制实行以后，在财政上地方有了实力，但是随之引起的地方和中央之间权力的分配，不是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之上，而是在党内通过人事和组织的力量来调整，这不是现代法治的模式，其制度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七，政治精英与干部机制。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通过政府官员来推动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特征，官员的能力与素质，和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与忠诚度，这两者之间如何去协调，是一个日益严峻的考验。第八，政党、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建立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当前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政党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归根到底，近30年政治改革的成就是初步建立了一些现代政治制度，而进一步的发展仍然要靠政治制度的完善。但是，现代政治制度的确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政治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体系。它的上层是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下层是社会惯习和生活传统。这就意味着政治制度本身需要与鲜活的政治社会生活保持一种张力。如何在制度建设中既遵循传统，又皈依现代，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建设走向公共权力理性化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