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8月，默默无闻的山东小县城宁阳就会变成魔幻现实的“蟋蟀王国”:方圆十几公里一下子涌入十几万人，成了全国最大的蟋蟀马路市场。提着篮子的妇女“千手观音”般掀开手里神秘的小罐，说不定哪一个就会幻化出成千上万的金钱。
“啧啧！那可是只‘老白青’，白大头，配戴老虎钳子的白牙，百年难遇！”9月初，宁阳的蟋蟀季已进入最后的疯狂，一只身价1.4万元的“天价虫”纪录正被人津津乐道。
“那是8月17日晚上，我亲眼所见。”坐镇“灯光市场”收虫的老柳言之凿凿，“是天津的大户老乐明从虫贩健儿那里收的，开价3万元呢！正所谓1000元看两牙，2000元细皮嫩肉，3000元虎头尖翅。再往上，看属于青、黄、紫、白中哪一种名虫，价格才能上万元。”
第二天早晨的“黑风口”早市，记者又听到了另一个版本，只不过时间地点换成了8月17日早晨的“黑风口”。“老乐明就在旁边那张桌子上收的，他每年来了都坐同一个位置。更奇的还在后头——”摆摊卖早点的刘五慢悠悠品了一口茶，“过了5天，老乐明又开着他那辆‘林肯’来了，还在那张桌上，但一来就怒气冲冲，吓退了围拢来的卖虫者。他从罐子里取出一只虫，狠狠摔在地上——什么1.4万元的虫王，这是只‘白虫’！怪我看走了眼！说罢拂袖而去。众人围拢一看，这可不就是那只传说中的‘虫王’么，已经被摔得稀烂。围观者议论纷纷:老乐明这跟头摔得大，‘白虫’是一种人工饲养出来的温室虫，个头大，精神，但中看不中用，没斗志。被人高价买去，一周之内就会现了原形。老乐明从那以后就没再出现了，肯定是受了打击，回天津了。”
“虫比金贵”——这几乎是每一段宁阳蟋蟀故事的开头。每一只“天价虫”传奇都让这里的财富梦想更为疯狂，而支撑这一财富链条初级环节高价的，是其后端隐秘的赌博市场。
宁阳虫，蟋蟀第一村的“虫经济”样本
下午17点多，古城村里的捕虫小分队就陆续出发了。他们装备统一:与玉米叶和青草颜色相近的迷彩服，头戴矿灯，手持捕虫网，肩荷装蟋器具，骑摩托车或者租面包车出发。
村主任刘明新说，像这样每晚出动的“撬子手”占全村人数的60%。每年的立秋至白露的蟋蟀季是村子里的“秋节”，正值农闲，家家户户都锁门，老老少少齐出动，平时东扯葫芦西扯瓢的人不见了，都去捉蟋蟀去了。“秋节”甚至比春节还重要——因为既能听蟋蟀的叫声，又能挣钱致富。
“入夜了，青纱帐里的玉米比人还高，叶子刺得脸生疼，蚊子乱咬，甚至都钻进耳朵里，睡不成觉，可一旦听到蟋蟀出来，就什么都顾不上了。”“撬子手”刘洪刚对记者说，一般“大虫”要4点后才出来，静静听，只有两三声的沉稳叫声，仿佛在这边，又仿佛在那边，捉摸不定，运气好的一晚上能遇上一两个大虫。就这样，猫着腰在玉米地里走上两三百米，再猫回来，一直到早晨7点才回来。
前一天早上4点多，一个村民逮了个“大虫”，经识别是青大头，最起码可以卖到2000元。回去后很快一个上海的客商就听到了信，以3300元买走。刘明新说，像这样的好消息在村子里传得很快，比如是10点卖的，到了10点10分，全村人就都知道了，比新闻记者发布消息还要快。“如果谁逮的一只蟋蟀能卖到1000元以上，就会高兴得一天一夜睡不着觉。你想吧，普通人一个月上班能挣多少钱？一只蟋蟀卖到1500元以上，捉蟋蟀的人就要请客，请当天和他一同去捉的所有人去镇子上的小饭店喝酒庆祝，通常花费在300元左右，还要给村子里的人发好烟。”
全国蟋蟀以宁阳最有名，宁阳以泗店最有名，泗店以古城最有名。古城蟋蟀个大色好，骁勇善斗，兴于唐宋而盛于明清，历来是贡品，被誉为“江北第一虫”。刘明新说，古城土地肥沃，酸碱适度，土壤富含磷、钾，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蟋蟀”。
据村里老人说，古城是大周时期曹国舅的后花园，后来演变成县城，《三国演义》里有记载，“兖州三百里，关公占古城”。那个时候，蟋蟀只是妃嫔们听叫解闷的工具，真正出名的是从清朝开始，从蟋蟀谱上可以查到很多“将相”和“虫王”级别的蟋蟀都来自这里。
上世纪40年代，天津人最早来古城逮蟋蟀。原宁阳县蟋蟀研究会理事长王际云对记者说，他的第一任师傅常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原来是光绪皇帝的虫师，通过宫里的蟋蟀谱知道了这里的蟋蟀有名。
一开始，卖蟋蟀也就是几分钱，村里人更愿意要电池、灯泡、手电筒之类的工具，这在当时是很高级的东西，可以逮到更多蟋蟀。刘明新还记得，有一家人用逮蟋蟀一个季节攒的钱，买了一辆青岛生产的“大金鹿”牌自行车，153元，相当荣耀，让人羡慕了好几年。1986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外地人的到来，古城蟋蟀价格也开始上涨，好的就能卖出二三百元，相当于现在几千元的，逮蟋蟀的人也猛增起来。90年代后，在一些有头脑又有捉蟋蟀经验的人中开始产生蟋蟀贩子，比如刘洪刚。
像村里的其他小孩一样，刘洪刚从小就拿自接电池的手电、形似红缨枪的铁钳子、红铜丝编成的网去抓虫，后来技术慢慢提高了，成了古城有名的“撬子手”。但即便如此，一家一季能卖600多元钱就很好了。1991年，因为有了一些名气，上海人开始邀请他带虫去上海卖。“一个来回加上在上海卖虫是10天左右，一次净赚1000多元，一个蟋蟀的季节能跑三四个来回。你说捉虫和贩虫哪个赚钱？”刘洪刚从此成了专门收虫的“二道贩子”，从小虫到大虫，现在一季也就是收30多条虫而已，只收2000块钱以上的。他说:“信息时代嘛，都是别人打电话来找，一个月的话费就1000多元。有人直接到家里或是村口租赁的蟋蟀销售处。”
像刘洪刚这样的大贩子毕竟是少数，古城村只有七八人。刘明新说，村子里的人毕竟经济能力不强，销售渠道也比不上外面来的贩子，大多数是出价在200元以下的小贩子。
古城的蟋蟀出名早，它为宁阳的“虫经济”提供了样本。村主任刘明新说，“秋节”期间农民的收入占到全年收入的一半，比如今年，8月以来全村增收了200万元，平均每人5000元不成问题。但现在古城村里的蟋蟀早名存实亡了，宁阳地区都比以往少了许多，“撬子手”们越跑越远，要坐车去几百里地之外的地方逮。“过去抓虫一般以半夜至凌晨为主，头上戴着小矿灯一条拔一条拔撬过去，抓到大虫收起装罐。小的和雌的一律放生。现在大的小的，雄虫雌虫一起抓，几乎是在赶尽杀绝。晚上抓了不算，白天又有一拨去轮着轰炸。”
“县里曾出台地方性法规，禁止捕捉雌虫以增加繁殖，根本不管用。雌虫都在市场上成袋批发呢！”中华蟋蟀研究会副主任刘德强说，全民疯狂捕虫造成这一资源急剧减少，好的就更稀有——宁阳“虫经济”的金子越发难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