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禹作敏的大邱庄

　　跟禹作敏早年相识，原为静海县乡镇企业局办公室主任，现为静海县工业经委副主任的于建义告诉记者，禹作敏出事儿之后，所有的外来投资人就撤资了，包括中央各大部委；而且，企业的管理也散了架，4大集团，有3家经理处于半退休状态，效益在不断下降，集体资产不断流失，企业经营难以为继。大邱庄一下子陷入了困顿。可以说，是政治因素，影响了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大邱庄的衰败，这是主要原因。

　　也有大邱庄镇的相关领导，把大邱庄衰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国内外大环境的变化。

　　“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整个中国经济气候突变，大邱庄的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了绝境。作为资金密集型的钢铁企业，随着金融秩序的整顿，资金链断了，自1998年起，大邱庄经济急剧下滑，大多数企业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一位官员告诉记者：“企业门前车水马龙的现象没了，最萧条时，工厂里寂静一片，几乎看不到人，真荒凉啊。2001年大邱庄的财政收入仅3700多万，是建镇之初的水平，大邱庄的经济跌入了低谷”。

　　杨明隽告诉记者：“到了2002年下半年，大邱庄的经济开始逐步复苏。2003年实现财政收入7200万， 2004年实现财政收入1.5亿元，2006年又攀升到了2.4亿元的高度，2007年有望达到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仅上半年的税收就高达1.3个亿，这比不发达地区的一个县还要高，”静海县委宣传部刘副部长有些激动地告诉记者：“现在大邱庄的经济已经融入了国内大市场，已经进入了国际大循环，有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是响当当的。”

　　“有了梧桐树，招来金凤凰。浙江、北京、天津等地企业家纷纷又在大邱庄投资建厂，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家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企业总数从150家增加到460家，企业资产总额从55亿元增加到80亿元，”大邱庄的一位官员略显兴奋地说：“目前，大邱庄有住宅楼和别墅338栋，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积为54平方米。大邱庄，不仅活了，而且，再次腾飞了”。

　　分析大邱庄复苏的原因，杨明隽说，一个是改制，吸纳了个人和社会的很多资金，盘活了企业；另外是中国的整个钢铁市场看好，特别是2003年非常好，跟1992年相似，那一年税收翻了一番。

　　“改制，使企业所有制结构合理。95%的企业均属于股份合作制和私营，集体风险小。企业自由资金比较大，约占到50%，受国家金融形势影响较小，自身发展能力较强，”大邱庄镇的一位干部说：“我们的钢铁业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企业群，积聚效应明显。2006年，全镇有300余家一般纳税人企业，涉及钢铁生产性企业112家，钢铁生产能力1000万吨，2006年全镇钢铁的总产量达到了726万吨，焊管产量达到370万吨，是全国最大的生产基地，这让我们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人的责任心是有限的，通过改制，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宣传部刘副部长从另外的角度进行了解释。

　　“假如不进行改制，大邱庄恐怕过不了金融危机那一关，更不会有今天。”这是采访中记者听到的比较强劲的说法。

　　“禹作敏时期，企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有巨额的贷款，还有企业办社会，集体背的包袱太沉重了，企业债务的窟窿越来越大，禹作敏出事儿后，企业散了，只能改，加上赶上了国家改革的大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大邱庄某有限公司的一位中层干部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为什么改制？没有资金，不改制不行。只有吸纳资金，才能盘活企业。当时有的企业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有的就被银行封了。”

　　“1993年大邱庄撤村建镇，就开始逐步改革了，先改了津美，以原来的四大集团为基础，变成了4个街，”回忆改制过程于建义说。

　　改制前，大邱庄的企业，百分之百是集体企业。好处是集体共同富裕，其弊病是项目单一，高度依赖钢铁工业；资金来源单一，主要靠银行贷款；企业办社会，负担沉重等等。改制，开始了变公有为民营的过程。“能人”出资融资“入主”原集体企业，投资主体由单一变为多元，大邱庄形成了只有两三家集体企业，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

　　记者在镇政府前大街南侧和93社区里对15名村民进行了随机调查，而这些采访的对象，均怀念改制前的高福利时代。

　　当年，禹作敏在经济上创造“奇迹”的同时，也给村民以从“从襁褓到坟墓”，包括房与车以至医疗的14项福利待遇。而在禹作敏时代结束的第三年，这些待遇逐步被取消了。

　　1996年3月前后，镇政府改制的第一刀砍向了房子。短短的3个月内，大邱庄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了村民。接着，禹作敏式的其它13项医疗、交通等福利，统统被取消。后来，村里的六七百辆轿车，包括凯迪拉克、林肯、奔驰，也统统被拍卖。再后来，企业改制，集体财产转变成了个人所有，而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则由企业的主人变成了打工者，地位与角色转变了，原有的福利丧失了，这让民众无法习惯。

　　“我们怀念禹作敏时代，那时是共同富裕，我们的住房水电什么都不要钱，我们有保障，”年过古稀的禹老汉说：“现在只有满60岁，才有每月200元的福利”；外地嫁来的一个妇女说告诉记者：“禹作敏那个时候连家里人吵架都要管，他希望家人和睦”；年近耄耋的禹姓老者说：“现在社会治安也不好，电动车锁在家门口也被偷，而那时候全民是保安，小孩都管事儿”。

　　“我想不干活坐在家里就吃饭的日子没有了，过去14项福利，包括住房医疗电话，有人一个月电话费就花去了4万多元，不改革行吗？”对此，大邱庄镇的一位领导说：“改制的目的，就是要砸掉铁饭碗，能者多劳，能者多得，当然导致富裕程度相差较大，但是，这不单在大邱庄存在，全国各地都一样，这也是市场条件下的必然；改革就是利益调整，这种调整是为了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不可避免地使一部分人受到影响，任何改革，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受益。”。

　　关于现今福利，这位领导解释说，不是没有，是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改革掉那些不该由企业承担的，反而增加了粮食补贴，每人每年补500多，免费上了医疗保险，还上了财产保险，60岁的退休老人每月给200元。对于村民增收，他说，一个是入股，通过分红增加收入；还可以到厂子任职，通过劳动拿效益工资或劳务工资。

　　记者接触的几位企业人士却说：“过去福利很好，却根本没有自由创业的可能，而现在，完全看你的本事了，有本事就赚大钱”。

　　静海县政府某部门的一位领导坦言：“现在大邱庄有的住四五百米的别墅，有的却住破旧的房子，有的一年赚几千万，有的却挣得很少，改革带来了严两极分化，改革之初并没有考虑到这些，当时只考虑企业如何生存了。”

　　改制在一定程度带来了贫富不均，这让大邱庄的普通村民怀念共产时代；而这怀旧，往往就是对现实的不满，那么，“假如禹作敏不出事儿，假如不改制，大邱庄能否走得更好？

　　带着这种“假设”，记者进行采访，得到的答案不尽相同。

　　“禹作敏不出事儿，就不能改。大丰堆镇史家庄子，不是还走着呢！”一位村民说。大丰堆镇在与大邱庄相邻，史庄子在大邱庄走民营之路时，他们还走着当年禹作敏走的集体化共同致富之路。2007年8月2日记者所看见的史庄子，绿水绕村，小桥流水，一家一栋别墅，据静海县的一位官员说，当年一家一辆夏利，每家一台电脑。

　　“如果不改革，大邱庄只能萎缩，不能发展，经营必定十分艰难，”静海县委某部室领导告诉记者：“华西村和南街村按目前的路子，走不了多远。无论哪个企业，都不能孤立存在”。大邱庄镇经委赵主任也说，假如不改制，大邱庄肯定发展不到今天。

　　“假如禹作敏不出事儿，大邱庄早发展起来了，绝对不是现在的大邱庄，12个华西村，也比不上一个大邱庄，华西村第一个钢厂就是在大邱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静海县城，也不见得有大邱庄大，”静海县工业经委于建义副主任则另有看法：“我认为禹作敏能够带领村民走集体道路走到今天，他是个能人”。

　　假设只能是我们的假设，而历史只能是历史，我们只能横向或纵向比较，却无法让历史在同一事物同一时间上，同时产生两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