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夏文献。

　　1909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6种，第3卷，1909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1909)、《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1916)、《西夏文献》(1918)。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1929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789号，1929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1926)、《论西夏辞书》(1927)，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1932)、《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1932)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1937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6000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1945)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0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1963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7～1989年。该书为4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费了克氏20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8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4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1966年和1969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3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1994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百鸟库吉。百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1898年第9编11、12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百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百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287号，1929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18卷第5号，1929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302号，1932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40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60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109号，1961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1号，1962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43号，1963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25号，1963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1964年出上册，1966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3000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1975、1976、1977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1967年、玉川大学出版部1980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50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70年代末到80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68、69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6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8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19卷第2号，1977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1982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23号，1984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19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1870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A.Wylia)：《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1870年。)。1882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Mr.Devieria)：《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1894年。)。1895年，法人蓬拿帕特(P.R.Bonaparte)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M.Ed.Chavannes)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12枚西夏文钱，考释出37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T.W.Bushell)：《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1895～1896年。)。1898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1904年，法人毛利瑟(M.G.Morisse)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1909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1916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200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B.Laufer)：《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17卷第1期，1919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典结论。1919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12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Mrs.Anna Bemhadi)、查哈(Von Zach)：《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1919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11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60～70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1962)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1972年，英人格林斯坦德(E·D·Grinstead)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1973年)。1966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1969)，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1966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R.A.stiein)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P.K.Benedilt)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1972年才在英国出版，1984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Lnc·Kwanten)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1982)，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1)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2)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70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机处理趋势》，1996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1804年)，至今已经190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1804～1908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1804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1870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1898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1909～1936年)

　　1908～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1960～1998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80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3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60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60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80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我国台湾学者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代表人物当首推龚煌城。龚氏发表相关论文似起于80年代前后，至今已近20篇(包括中、英两种文体)。其论著可分语言、文字两科，语言学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1981,1989)、《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拟构》(1989)、《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等；文字学方面，如《西夏文字的结构》(1981)、《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1982)、《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1984)、《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注：龚氏及下文林英津之论著均主要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有关刊物。)。可以说龚氏的每篇文章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论据、结论均经过缜密的思考、设计，论证谨严，循循善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林英津博士的研究在方法上与龚氏相类，同大陆同龄青年学者相比，她的研究似更为细致和深入，这从林氏所著之《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具有空间意义的语词》(1993)、《夏译〈孙子兵法〉研究》(1994)等已刊论著中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

　　总之，这一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后可视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逐年递增，水平愈来愈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黑城西夏文献的全面公布和珍贵西夏文献的不断发现，划时代作品的诞生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