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红旗”在中国大地上飘扬过十余年。高擎这面红旗的陈永贵，从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县革委会主任、晋中地委副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直至走进中南海，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名字在中国也叫响过十几年。因此，一说起大寨，人们自然就会想到陈永贵；而说到陈永贵，又不能不提及大寨。在上世纪中叶，这两个名字总是这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最近，笔者在阅读的一些历史资料里，找寻到了“大寨红旗”从升起到飘落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轨迹。

　　 陈永贵走出寨门，在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人抗天斗地的事迹

　　 大寨，地处太行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位于山西省昔阳县境内。生活于斯、成名于斯的陈永贵，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担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当年被评为山西省劳动模范。1959年应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1960年山西省委发出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的号召。1961年《山西日报》撰文称赞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是太行山上的一面旗帜。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的浙江等7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里表扬了陈永贵。

　　 最终为陈永贵冲出山西提供舞台和机缘的是发生在1963年8月的一场特大洪涝灾害。这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给大寨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造成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无家可归。山西省委得知这一严重的灾害后，决定调拨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扶持大寨。陈永贵婉言拒绝。他以超乎常人的思维和勇气，领导大寨人同这场毁灭性打击抗衡。他没有怨天忧人，悲观泄气，而是坚定不移地把战胜灾害、克服困难的基点定在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上；他没有像其他社队那样因遭灾而向上、向外伸手，而是响亮地提出坚决实施“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三不少”（向国家卖粮不少、社员口粮不少、集体库存不少）的救灾方案；他没有在困难面前手忙脚乱、束手无策，而是运筹有方，辩证施治，先治坡后治窝，使大寨闯过了难关，奇迹般地夺取了当年的好收成。

　　 为此，1963年11月，山西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向大寨党支部学习，党员要向陈永贵学习。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配发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重要社论。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和宣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予全文播诵。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开始名扬全国。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走出寨门，应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报告大寨抗灾救灾事迹。他头箍白毛巾，身着对襟衫，没用讲稿，以独特的风格，面对万余名各界人士侃侃而谈长达几个小时。他那朴实的语言和忠厚的形象，赢得了全场人员雷鸣般的掌声。陈永贵还未离京，报告会现场录音就已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送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这一切举措，为大寨和陈永贵后来走向全国做了很好的铺垫，它标志着大寨经验已得到中央首肯，大寨和陈永贵已走到了国人面前。

　　 毛泽东说，大寨是一面旗帜，并发出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3月，毛泽东出京巡视。一天，他乘坐的专列停靠在邯郸车站。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先进事迹，毛泽东听后投以赞许的目光，又一次深深地记下了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尔后，火车继续南行。每到一地，毛泽东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泽东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当时，我国正面临着被封锁、被孤立的国际形势，日子过得比较艰难。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写道：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但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一次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8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划时又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后来，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高度发出“最高指示”：“农业学大寨”。

　　 1964年12月召开了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度概括和评价了大寨精神。他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把大寨正式作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向全国推介。之后的第四天，即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那一天，极少请人吃饭的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请客。有幸得到邀请的，仅有中国的火箭和导弹专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大庆“铁人”王进喜和大寨的陈永贵。这是毛泽东与陈永贵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参加了这次宴会。毛泽东把这些基层代表拉到自己的座位旁，与他们谈笑风生。宴会间，毛泽东夸赞陈永贵是农业专家，搞出一个大寨，很好。

　　 周恩来对大寨有很深的感情，他一生曾三次到过大寨。1965年5月，周总理第一次访问大寨，通过实地考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寨之行，使他更加坚信了党中央、国务院树立大寨这面红旗是正确的。从这时起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寨，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成了中国农村的圣地，数以千万计的取经者从全国的四面八方汇聚于虎头山。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一些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乃至一些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也千里迢迢地到这个小山村里领略一番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力量。

　　 十年“文革” 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举大寨红旗、学大寨运动”仍呈燎原之势

　　 “文革”开始后，陈永贵也同很多革命群众一样，积极参与并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这样做，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进行的；二是当时陈永贵支持并参与夺权是为了搞生产。他在昔阳县的夺权大会上明确宣布：要抓革命，促生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3至5年将昔阳建成大寨县。在昔阳逾千人的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上，他喊出“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响亮口号。这些足以说明，陈永贵支持造反派夺权与林彪、“四人帮”的夺权有着明显的质的区别。

　　 从1968年冬季开始，在他的主持下，一个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相继展开。据有关资料介绍，几年里共修筑了1000多公里大坝，垦整了6万多亩土地，这些至今仍成为昔阳人民受益不尽的财富。

　　 1969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永贵被选为中央委员。这也许是毛泽东当时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在中央委员会里增加来自基层的工农兵代表。这一着，为他日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打下了基础。

　　 “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很多东西被取消了，停止了，但“学大寨村、举大寨旗”的活动在中国没有停止过。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学大寨》社论。此后，陈永贵在中央的授意下，主动出击，奔走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播撒大寨种子。学大寨运动以燎原之势，遍及神州。

　　 在这种特定背景下，1973年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陈永贵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当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走入权力顶峰，大寨和学大寨也同时被推到了狂热的峰巅。国人当时猜测，陈永贵要担负起按照大寨经验解决几亿人吃饭问题的领导重担。陈永贵虽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却不脱农籍，不拿国家工资。既当副总理，又是农民身份，在中国，除他之外，没有第二人。

　　 1975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发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号召。当时的意图很明显，欲想造成一个由大寨村到大寨县，再到大寨省、大寨国的滚雪球效应，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

　　 浩劫结束，拨乱反正，人们对学大寨提出疑问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国锋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继续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1976年12月，陈永贵协助华国锋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作了《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这次会议，由于极左路线的延续，将学大寨运动推上了极端。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当然，这对大寨、昔阳来讲，无疑是一种珍贵的荣誉。对全国来说，大寨仍是一块“圣地”。

　　 从1978年春天开始，“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呼声渐渐盖过“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各地在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强烈要求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的做法，如要求归还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开放集市贸易，允许农民养猪、养鸡、搞家庭副业等等。这些本都是《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要赋予农民的一些私有权利，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逐步被剥夺了。此时，人们想重新拿起这个武器，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

　　 当时也有胆大的人对新闻界的朋友忠告说“你们再像过去那样宣传大寨，你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全国部分省、市、自治区报纸、电台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的纠“左”的做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农业战线的拨乱反正推向了高潮。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而后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推广。特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重新确定了大寨的方位。大寨红旗到底该不该继续打下去引起了广大农村乃至中央高层的思虑。

　　 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对大寨冲击很大。一是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并波及全省农村的包产到户。二是四川将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15%，还开放了自由市场。这两件事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却引起了陈永贵的痛苦和不满。而直接冲击“大寨红旗”、指出农业学大寨存在问题的是万里同志。据目前已披露的材料来看，万里是第一个向“农业学大寨”运动发起挑战的中共高级官员。1978年春，他在安徽省委党校工作会议上说：“什么这个学大寨学歪了，那个学大寨学错了，大寨本身就不正。”一语惊人。这是1964年毛泽东树立大寨红旗以来第一个由共产党高级干部说“不”。后来他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业学大寨到底学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解决。很多地方是学表面，学形式，搞极“左”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甚至给农业和农村带来了破坏。万里在省委郑重宣布，今后安徽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

　　 紧接着，1979年新华社内部刊物先后刊载了几篇揭露大寨、昔阳真实情况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山西日报》也相继刊发了文章，揭发、批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极“左”错误，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这样，便汇成了巨大的历史潮流，使大寨、昔阳的声誉开始下降，头上神圣的光环逐渐消失，“大寨红旗”在人们心目中大打折扣。

　　 理性总结，痛定思痛，“大寨红旗”最终飘落

　　 1979年3月初，中共昔阳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县委扩大会议。在各方面强大压力下，县委领导承认了多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并对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蛮干行为、家长式作风提出了严厉批评。

　　 后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组成联合记者组到大寨、昔阳和山西各地做了四十天的采访调查。他们在各方面的支持下，写出了两组内参。第一组批评大寨，如《大寨走向了反面》、《“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等；第二组批评昔阳和陈永贵提拔起来的干部，如《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任人唯亲――以对大寨“感情”“态度”划线》等。这些详细的调查报告，为党中央重新认识、审视大寨和“大寨红旗”提供了更加翔实与可靠的材料。

　　 在山西省召开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揭发陈永贵等人的错误和问题，要求罢免陈永贵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这样，陈永贵先后被解除了昔阳县、晋中地区和山西省的领导职务。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肯定了山西省委的基本结论，肯定了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经验，也肯定了大寨、昔阳及山西省的过去的贡献和成绩。报告同时指出，“文革”以来，大寨和昔阳“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后果应由陈永贵负主要责任。就全国范围内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陈永贵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表示接受，他说:“对于学大寨出现的问题，中央承担了责任，我也有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不向上推。”

　　 后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陆续接受了陈永贵提出的解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请求。陈永贵在北京过起了闲居生活。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陈永贵对大寨和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曾对前来看望他的大寨干部说：“我那几年算是吃够亏了，上面提出九十九，我就能干出一百一。今后可不能再犯了。”陈永贵给郭凤莲和大寨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要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

　　 至此，“大寨红旗”最终飘落了。(贺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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