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饶集中营的被囚志士中有一个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女“政治犯”，她就是被难友和敌人都认为“好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的林秋若。

　　林秋若，1914年出生于福州，1936年入党，曾任新四军《抗敌报》助编。1939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金华，任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秘书，兼任《浙江妇女》月刊主编。1941年1月25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林秋若因“异党”嫌疑被国民党特务、宪兵逮捕。同日被捕的还有“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浙江潮》等进步媒体的地下党员计惜英、王九夫(即李士俊)、项堃、陈国忠及年轻记者谷斯钦(即季音)等七人。1月27日，林秋若等八人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监狱囚禁。

　　四次受审坚不吐实

　　国民党特务逮捕林秋若，只是怀疑她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并无确凿证据，因此审讯林秋若就成了敌人搞清她政治身份的主要手段。由于浙江省战时儿童保育会的主任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的妻子蔡凤珍，林秋若等于是蔡凤珍的秘书。林秋若利用自己具有“合法”的社会职业和一定社会地位的有利条件，在审讯中临危不惧，与敌人斗智斗勇，始终没有暴露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

　　第一次受审，是在茅家岭监狱。特务管理员(即监狱长)卫俊立(绰号“狗头”)劈头就问：“你是异党分子吗？”林秋若回答：“什么叫异党？中国党派多得很，谁是异党？谁是正党？”“狗头”问：“你说中国有哪些党派？”林秋若说：“有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社会民主党……”狗头又问：“你是共产党员吗？”林答：“不是。”“狗头”逼问道：“那你怎么进这里来？”林答：“谁知道你们为什么凭空抓人！”敌人的审问毫无结果。

　　第二次受审，是在茅家岭数里之外的杨家湖村一个审讯室。这次审问除了照例要问的姓名、籍贯、年龄、职业等一般性问题之外，敌人主要追问林秋若干了什么革命工作？是不是共产党员？平日同什么人来往？对前两个问题，林秋若都给予否定的回答。平日来往的人，只说与儿童保育会的上层人物。敌人说林秋若“不老实”，威胁下次审讯要用刑。

　　第三次受审，是在杨家湖村第三战区情报专员室的另一个审讯室。先后受审的有分别从金华和江山被捕的两批地下党员和“政治犯”。敌人再三追问她“是不是共产党”，林秋若一口咬定：“不是！”敌人拿出从保育会办公室搜来的林秋若的日记本(里面记录了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报纸的有关社论等资料)，讯问她：“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这样关心新四军的事？”林回答：“关心时事有什么不好？”敌人又拿出一些名片、图章等，问林：“这是些什么人？同你什么关系？”林回答：他们都是《浙江妇女》月刊的作者。敌人又变换花样说：“你们共产党跑掉的人，我们都抓到了，邵荃麟已在江西吉安抓到了。”又威胁说：“你自己不招，你手下的人已把你招出来了。”林秋若知道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邵荃麟当时还在福建南平工作；儿童保育会地下党支部只有她一个人被捕，其他被捕的“犯人”都不知道她是中共党员。因此她胸有成竹，镇静地反问：“我没有跑，不是更证明我不是共产党了吗？！”敌人无可奈何。

　　第四次受审，是在茅家岭监狱女囚室窗外的一个茅棚里(停尸房，兼作审讯室)。敌人先提审一位同在金华被捕的年轻难友，对这个年仅十七岁的“政治犯”严刑逼供，逼他招供“计惜英是金华县委宣传部长，林秋若是金华县委妇女部长”。这位年轻难友根本不知道林秋若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屈打成招，被迫承认了敌人捏造的口供。敌人接着就提审林秋若，拿出那位年轻难友屈打成招的口供记录，对林秋若晃晃说：“×××已经供出你是金华县委妇女部长，你还不承认？不承认马上给你用刑。”林秋若并非“金华县委妇女部长”，因此理直气壮地加以否认。敌人可能顾忌到林秋若的“合法”身份，在林秋若始终否认捏造的“罪名”的情况下，黔驴技穷，无计可施。但又不甘心将林秋若轻易释放，只好将她长期关押。

　　团结战斗难友情深

　　林秋若被囚期间体弱多病，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据特训班副队长少校特务余健解放后交待：林秋若“因身体不好，生活不习惯，经常请病假，不愿出操、跑步，经常集合迟到，学员队长王寿山说她多愁多病，好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对她印象不好。”在集中营险恶的环境中，林秋若主要是隐蔽身份，保护自己，争取出狱。她虽然没有像其他一些暴露了身份的被囚志士那样，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始终坚贞不屈，与其他战友团结一致，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抗争。

　　以歌声为武器，鼓舞斗志，振奋精神。每逢下雨天，无法出操、服劳役，特务区队长不来监管时，林秋若就和其他难友在囚室里唱歌。他们经常在钟袁平、杨立平等人指挥下，放声高唱《囚徒歌》(赖少其作词，钟袁平谱曲)，及改编的《八百壮士》、《一月的雪花》，齐唱《新四军军歌》、《怒吼吧，黄河！》等等。为了庆祝建党二十周年，1941年“七一”这天，林秋若还与大家一起唱了《国际歌》、《黎明曲》等革命歌曲，纪念党的生日，抒发理想信念。

　　主编墙报，夺取宣传阵地。特务队长王寿山为了显示“管训”有方，准备在特训班办墙报。由于他不学无术，只好指定他认为文化水平高的林秋若为主编，冯雪峰、郭静唐、王闻识、吴大琨为编委。林秋若与冯雪峰、王闻识、计惜英等党员及郭静唐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可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将墙报办成表面上不问政治的、文艺性的，实质上暗寓讽刺和反抗的，揭露敌人、团结同志、鼓舞士气、共同对敌的宣传阵地。

　　墙报主要由林秋若负责组稿，由冯雪峰、郭静唐商定选稿、用稿，吴大琨、王闻识参与编辑和写稿，赖少其负责美术设计，并协助林秋若最后贴上去，每期的“编后记”由林秋若撰写。墙报刊登的作品，有歌颂自由、抨击黑暗的诗歌，有含蓄的讽刺敌人的杂文、散文，有宣传抗战题材的漫画，有介绍科学和文艺知识的小品等等，绝对不发表反共、攻击新四军和颂扬敌人以及表示“悔过自新”之类的东西。冯雪峰、郭静唐、吴大琨、王闻识、计惜英、宿士平等许多同志都在墙报上写过稿件。尤其赖少其为墙报画的刊头(水彩画)，以高墙和铁丝网为背景，一只雄鹰展翅飞翔，题名为《自由的高飞》，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十分引人注目，吸引了许多被囚志士。

　　秘密串联反“自首”。1941年8月中旬，林秋若获知敌人将在特训班策划被囚“学员”集体自首，立即将这一消息写成密信，委托为石底监狱送饭的郑丹甫(原中共浙江省委委员、浙南特委书记，被捕后化名翁元生，在敌人面前故意装傻，使敌人误以为他是没有政治头脑、老实愚昧的大老粗，将他编入“劳动组”，专门干粗活，做杂役)，将密信带给当时被囚石底监狱的冯雪峰，商议对敌斗争策略。冯雪峰与王闻识研究后给林秋若写了回信，第二天借回特训班看病的机会，暗中亲自交给林秋若，要她转告特训班的秘密党支部，立即以组织的名义告诉第一班班长(可以带领其他班长执行任务)宿士平(化名宿文浩，原中共浙赣铁路工委书记、金衢特委常委)和女生队班长孙子遂(原浔饶师管区地下党支部书记)，要他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顶住，就是杀头也必须顶住！宿士平就在难友中提出，“已经结婚的，夫妻关系很好，不应离婚；没有结婚的，根本无婚可离”(意即已经暴露党员身份的，应坚定信念，不应自首；未暴露党员身份的，更不应“自首”)。他还带头拒绝在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上签名。林秋若也拒绝在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上签名，特务总教官肖芬无可奈何，只得摊牌，直接劝她脱离共产党。林秋若回答说：“我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你现在叫我脱离共产党，这不是硬要我承认是共产党员吗？我不当这个傻瓜！”其他党员同志更坚定了反自首的斗志，坚决不在敌人炮制的“脱党宣言”之类的悔过书上签名。宿士平、郭静唐、项堃等同志针对敌人在特训班设立初宣称的“训练六个月，分配出去工作”的谎言，发动特训班全体学员”掀起要求“按期结业”，无条件释放的斗争高潮，并动员九个班长联名写出书面报。为此敌人恼羞成怒，将起草报告的宿士平和誊写报告的项堃关进了茅家岭监狱。敌人策划特训班被囚人员集体自首的阴谋也破产了。

　　难友深情。林秋若因体弱多病，也为了隐蔽身份，在集中营与其他难友交往不多，除了同囚一室的女生队难友之外，主要与冯雪峰、王闻识、计惜英等互相知道党员身份的同志，以及郭静唐、吴大琨、季音等文化水平较高和信得过的难友来往较多，并结下了深厚友谊。林秋若与冯雪峰、王闻识、计惜英等党员虽然没有成立秘密党支部，但他们以冯雪峰为核心，经常商议对敌斗争策略，无形中建立了组织联系，并通过钟袁平，与特训班第三区队的秘密党支部保持了联系。他们在严峻的斗争中形成的珍贵友谊，成为精神生活上最大的安慰和鼓舞。其中，林秋若对于冯雪峰最为敬佩和尊重，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冯雪峰是集中营的“七君子”中的核心人物，被囚集中营时四十余岁，比林秋若大十一岁，党龄也长九年，革命经历和斗争经验都非常丰富。他化名冯福春，编造假口供应付敌人，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就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抗战开始后回家乡，从不过问政治。因此冯雪峰被囚期间，敌人只知道冯福春是个知识渊博的老学究，是上海有名的文艺批评家，别人的作品要经过他的评论才能出名，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平时对他的态度也较为“客气”。但敌人宁可错抓，也不错放，因此将冯雪峰长期关押。冯雪峰因长期受疾病折磨，身体也是十分虚弱。

　　冯雪峰被囚特训班不久，林秋若就从郭静唐处知道了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将他看作党的领导和革命长辈，对他十分崇敬。冯雪峰也从王闻识和林秋若自己口中，知道了这位年轻美丽、病弱而又坚强的女难友，也是一位隐蔽身份的地下党员，对她也十分关心、信任。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遭遇和处境，使他们同病相怜，又同仇敌忾。几十年后，林秋若在纪念冯雪峰的回忆录中说：“我们自己的同志，知道他的身份后，对他更加尊重，有情况总是向他反映，遇到问题总是找他商量。从越狱逃跑这样的大事，到同志间团结那样的小事都找他谈，有的要靠他拿主意。他和我们的珍贵友谊是在严峻斗争中结成的。他和我们少数几个人确是无话不谈，在那样苦难的岁月中，这种谈心是我们精神生活上最大的安慰和鼓舞。我们常常利用劳动休息的机会，找块石头坐下来和他一起聊天。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他毫不隐瞒地对我说，在中国他第一佩服毛主席，第二佩服鲁迅先生。”冯雪峰经常与林秋若等人讲长征故事，讲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故事，讲鲁迅先生、史沫特莱、斯诺等人的故事。冯雪峰还将鲁迅的一首诗《自题小像》送林秋若共勉，并请项堃替林秋若写在扇面上作为纪念：“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此地这首诗十分贴切地寄寓了他们热爱祖国的忧患意识和“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浩然正气。冯雪峰还将自己在集中营抱病写成的几十首诗，用纸捻子订成一个小本子，连同赖少其画的几张插图托林秋若交给来集中营探监的地下党员廖卜三，设法带出集中营保存。林秋若也将廖卜三送给自己的三十元钱，送给了冯雪峰(后来冯雪峰又将这三十元钱送给了赖少其，作为越狱逃跑的路费)。在集中营的险恶环境中，这区区三十元钱饱含了同志、难友之间的深情厚谊。冯雪峰在狱中写了一首充满温情的抒情诗《哦，我梦见一个女人美丽的眼睛》，诗中由梦见林秋若美丽的眼睛而联想到自己的妻子、女儿和友人，给人以美的思索和感受。据集中营的“七君子”之一叶苓回忆：“这位女难友(按：即林秋若)对雪峰同志的健康和生活关怀备至，并经常与雪峰同志交流集中营的情况，交换对今后斗争的意见。在苦难中同志间的这种阶级友情是真诚而动人的。这位女难友的眼睛的确美，见过那双生着长睫毛、明澈而深邃的眼睛，人们是难以忘怀的。在石底的时候，雪峰谈过女人的眼睛，诗写成又与我谈这件事，还同赖少其谈过，并请其按照他的描述画一张这样的眼睛。赖少其不负所托，用铅笔画了三四张素描。出现在画面上的不是完整的脸，而是一双双美丽的眼睛，雪峰认为其中一张比较合乎他的理想。”

　　“合法”出狱完璧归赵

　　1942年6月，上饶集中营迁移到福建省建阳县的徐市镇。迁闽途中，“七君子”中的郭静唐(被囚集中营之前任浙江省政府参议员)经家属长期努力，得国民党大员汤恩伯出面“保释”，成为集中营“合法”出狱的第一人。郭静唐出狱后，想方设法营救林琼和“七君子”中的冯雪峰、王闻识等同志。郭静唐到浙江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雄出面保释林秋若和王闻识(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1942年10月25日，黄绍雄从浙江到广西桂林途中，派他的副官手持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批准保释的信函，到集中营找特务头子张超，要求“保释”林秋若。由于林秋若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敌人只好将她无条件释放。林秋若与王轩、翁吟霄、吴大琨等难友匆匆话别之后，未办任何手续，就在众人羡慕和祝福的目光中，坐上黄绍雄派来的小汽车，胜利地离开了被囚一年零九个月的集中营，成为“合法”出狱的第二人。美丽而又病弱的林秋若，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以坚贞不屈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书写了一段“完璧归赵”的新传奇。

　　林秋若坐黄绍雄的小汽车到了桂林，找到了被捕前的党组织领导人邵荃麟和葛琴，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写了关于上饶集中营的书面报告。党组织认为林秋若的报告很重要，因此要林秋若(出狱后改名林琼)亲自到重庆向南方局领导周恩来汇报。1942年12月初林琼到达重庆后，受到周恩来亲自接见，在“周公馆”和“红岩村”多次当面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上饶集中营的斗争情况，是集中营被囚志士出狱后最早见到中央领导人的一个，使党中央详细了解了上饶集中营被囚志士的下落、处境、英勇斗争等具体情况。邓颖超对林琼也十分关心，专门与她谈过话，要她在统战工作方面多做努力。此后，林琼在重庆先后任《现代妇女》月刊编委，中苏文化协会妇女委员会秘书，重庆妇女联谊会常委兼联络组组长，《大公报》、《新民晚报》等报妇女副刊编辑等职务。解放后，林琼历任重庆市妇联宣教部长、副主任，全国妇联宣教部科长，《中国妇女》编委兼组长，城建部城建出版社副社长，建工部办公厅政研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处长等职务。粉碎“四人帮”之后，林琼任国家建委顾问，先后发表了《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向周副主席汇报集中营的斗争》、《铁牢歌声琐忆》等回忆录。1983年离休，享受老红军待遇，2006年1月去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