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一公布，全国上下顿时一片欢腾，多年苦熬在农村广阔天地的成千上万知青奔走相告，不少已经为人父母的老三届毕业的老知青们，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纷纷报名参加高考，奋力去圆自己多年的大学梦。当年的高考“状元”们，一定还记得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才使瘫痪多年的中国高考得以恢复。但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能如此快地恢复全国高考制度，知道这其中的内幕的人可能就不多了。笔者从2006年6月中央档案馆解密的部分高层领导人档案中获悉：30年前，第一个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制度的，是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

　　查全性祖籍安徽，1925年4月出生在江苏南京，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由于学业优秀，被留校任教。现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电化学专家。当年正是查全性第一个当面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制度的，查全性大胆谏言，使刚刚复出且对恢复高考早有考虑的邓小平一锤定音：恢复高考！于是，受尽摧残的中国教育送走了寒冬，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座谈会上坦诚直言

　　改革招生语惊四座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就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刚一复出，邓小平就自告奋勇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7月19日，邓小平指示教育部准备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到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找一些敢说真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来京参加座谈会。同时，他还特别强调这些参会人员必须与“四人帮”没有任何牵连。

　　7月底，武汉大学的校领导蒋蒲和崔建瑞专门找化学系52岁的副教授查全性谈话，说上面来了通知，点名要他到北京去开会。查全性回忆说：“我当时既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会，会议日期有多长。‘文革’发生后没机会上讲台，我一直在学校实验室搞科研。因此，事先对会议内容心中无数，所以没做任何准备。”

　　8月1日傍晚，查全性坐飞机来到北京。武汉大学化学系原教师刘道玉此时已被借调到国家教育部工作，他专门到机场来接查全性。此前，刘道玉已经被任命为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并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事后，查全性才知道刘西尧(时任国家教育部长)和刘道玉跟自己都是校友，他们知道查全性既有真才实学又敢于讲真话，才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

　　来到北京后，与会者都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的老楼，查全性与吉林大学唐敖庆教授同住一室。查全性说：“之后我才知道，此次的会议名叫‘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具体负责安排这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是方毅。方毅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说是邓小平同志让他来组织这个会议的，主要是想听听大家对于科学、教育事业的建议和意见。”这时，查全性发现出席会议的有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童第周、于光远等著名科学家以及科学院和教育部的负责人。

　　8月4日早晨，在习习清风中，神采奕奕的邓小平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人民大会堂，亲自主持召开了有3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学和教育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从这天起，共开了5天。前两天，所有与会学者都一直表现得非常拘谨，只敢谈一些不敏感的小问题，而且还都是纯粹的专业话题。因为当时“文革”刚结束，知识分子大都心有余悸。由于参会人员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查全性基本上没有发言，只是听大家说。

　　8月6日下午，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新召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邓小平的短短几句插话令查全性为之一震，他原本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大纲。这时，受到会议气氛影响，查全性激动地站起来，面对邓小平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大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青年工人、农民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大学生是完全可能的。现行招生制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热爱文化、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反而占据了招生名额。”

　　“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被查全性的一席发言感动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与会人员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件大家早已想说想做却又不敢打破束缚的大事情就要发生了。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发言时情绪激动，全场鸦雀无声，与会者全神贯注。

　　查全性提提神，继续他刚才的慷慨发言。这时人们发现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则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的成绩，可以看出学生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另外，要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一言既出，举座惊讶。因为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十六字方针。有关招生的文件也在座谈会开始的当天送到邓小平手中。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十六字方针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等著名科学家都点头表示赞同查全性的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人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补充着他的发言，心情也越来越激动。

　　随后，邓小平问了一下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的高考招生改革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

　　邓小平又问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其实，在召开这次座谈会前，恢复高考就是邓小平酝酿多年的一个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他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这次座谈会老教授的肺腑之言感染了邓小平，推动了高考政策的提前推出。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新华社驻会记者找到查全性采访，记者开玩笑说：“查老师，知不知道你昨天扔了个重磅炸弹?”

　　当我们翻阅到1977年8月7日，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的那卷档案，共4页，纸张已发黄，约1200字，上面记载查全性当时向小平同志的大胆谏言，成了改变中国上千万高考学子和知青命运的历史性谏言。

　　小平纳谏振兴教育

　　当场拍板恢复高考

　　82岁高龄的查全性教授如今虽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但他平时的社会事务和学术活动仍然很忙碌，他始终热切地关注着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我们采访时，老人深有感概地说：“自己当年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并不是因为我特别有创见，只是我当时有机会说几句真话。而我敢于说，主要是觉得当时小平同志亲临会议，说了可能会解决问题。说这话时，我当时心里虽然很激动，但语气还是很平常。”

　　查全性还说：“去北京参加会议前，我和大部分大学老师一样，对于大学招生现状是不满的。倒不是说大家对工农兵上大学有意见，只是普遍觉得，政府让工农兵上大学的初衷虽然不坏，但是由于入学没有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就没有办法控制。有的学生各个方面挺强，有的就差得很远。由于没有一个分类、分级，同一班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1972年开始，武汉大学也招了几届学员。那时候，大学生中有程度好一点的，也有程度差一点的。因为当时还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所以当时一切教学安排都得‘就低不就高’――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的。这样一来，整个大学的教学水平根本就没有办法保证，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不知道他什么会，什么不会。有些学生甚至连小学的东西都不会，你要让他不掉队，大家就都得等他，大学因此就变成中学、小学了。”诸如这些情况，许多高校教师与查全性一样都很了解，也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那次座谈会开始时，查全性等人以为，像邓小平这种身份的领导人，能够在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顶多再讲几句话，就很不错了。但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会议期间，除了有一个半天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给大家放了半天假。会议的大部分时间，他基本上是听，偶然问一两句关于一些具体事实、或者有―些听不清楚的问题，他不做指导性的发言，或者是希望大家谈哪一方面，他都不说，只是听大家谈，很少插话。这种气氛让大家意识到，邓小平同志很有诚意，他是迫切想解决教育方面的一些实际问题。”查全性补充说：“每天都是邓楠陪他来陪他去，因为小平同志耳朵不太好，所以有些话往往是我们说了以后，再由邓楠在他耳边复述一遍，这样他就可以听得更清楚―些了。”

　　扔这个“炸弹”之前，查全性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因为，废弃高考，实行生产队、大队、公社三级推荐上大学，原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而当时“两个凡是”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说这种话无疑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但他最后还是决定将真实意见说出来。

　　“如果说了，兴许会起一定作用，冒一些风险还是值得的；如果不说，错过这种机会太可惜了。小平同志当场拍板说，今年就恢复高考。这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到小平同志倒也不是预先带了一个框框要在这个会议上恢复高考，他的确是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然后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当场所做出的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影响非常重大的历史性决定，就是当年恢复高考。”查全性强调说：“实事求是地说，我谈出来的意见一点也不新奇，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老师，心里话都是一致的。我在那个会议头两天讨论之后，就有个感觉，在这个会议上谈出来的有可能解决问题，尽管不是绝对的把握，但还是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线希望。”

　　小平同志当场拍板“恢复高考”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场热烈鼓掌，很多学者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8月13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教育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招生会议。一年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议，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毛选》五卷用纸印考卷

　　高考春风吹满神州

　　座谈会结束后，查全性回到学校，向校领导传达了座谈会的情况。晚上回到家里又向家人说起了在北京开会时发言的事。

　　查全性一家五口，夫人张畹蕙是他的老同学，当时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教师；大儿子初中毕业后下放农村劳动了3年，因为表现积极又被招工回城里当了工人，当时已在武汉重车间又工作5个年头了；女儿1976年高中毕业后，下乡到湖北钟祥县农村一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边劳动锻炼；小儿子还在读初中。“那时，两个大孩子都在努力适应环境，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追求进步。虽然心里也想上大学，但当时大学招生的机会绝少轮到他们。所以，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可能会发生重大改变，更没想到我个人会对他们的前途命运有什么影响。”

　　查全性的大儿子听了父亲在北京开会的情况后，当时还十分担心地说：“假如再搞反‘右’运动，你肯定就是头号大右派了。”但是，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真正发生了。

　　当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似乎恢复高考招生的一切枷锁都已解除，但这时突然有人提出：中国虽然是个考试大国，积压了整整11年的考生一起拥进考场，谁也没有组织过呀？首先需要一大笔经费，其次印考卷需要大量的纸张啊。这两件事如果现在操办起来根本不可能成为难题，但在当时那个年代不行，全国上下所有的物资都要凭票供应，印考卷的纸张和经费成了两大难题。问题因此上交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中央决定关于参加考试的经费问题就不要增加群众负担了，每个考生收5毛钱即可，其余全部经费由国家负担；印考卷没有纸，就先借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印高考试卷！

　　关闭了11年的泱泱大国的高考考场终于再次敞开了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考试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又回到了亿万民众的中间。

　　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惟一一次的全国冬季高考，570万学子踊跃报名应试，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多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中国的教育事业终于迎来期待已久的春天。查全性的呼声有了春风化雨般的神奇回应!查全性的大儿子、女儿参加冬季高考，一个考上武汉大学物理系，一个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与他们同住一栋楼，他有3个子女当年同时考上了大学。捷报传来，张畹蕙在楼下见到吴教授，连连致贺：“恭喜！你们家连中三名状元！”吴于廑也喜不自禁地说：“同喜！同喜！我们两家五星高照啊！”

　　如今，当年参加高考的“状元”们，许多都已成了今天国家建设的精英和栋梁。查全性深有感概地说：“我那次即席发言，没想到会改变几代中国青年的命运，真要感谢小平同志当年勇于振兴教育，诚恳纳谏恢复高考的改革魄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