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亭，1924年生，山东金乡人。1945年参加工作。现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审。参加编辑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是《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方面的主编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年谱》副主编之一。

　　他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研究组组长，几乎参加和主持了新时期以来所有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由他来谈毛泽东，当然是驾轻就熟的事。

　　访问人：您多年从事毛泽东著作和生平的研究，对毛泽东的文献和资料很熟悉，就您的研究，您认为毛泽东一生中有过几次重大的抉择？

　　赵福亭；这个问题很大，也难以有确切的定说，只能谈点个人的看法。

　　毛泽东是20世纪的伟人。就近代中国来说，从20年代到70年代，可以称作是“毛泽东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唱了主角，每个历史阶段的关键时刻都留下了毛泽东的印记。这不是夸张，而是历史事实。毛泽东学生时代在湖南就是一位突出的很活跃的人物，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走上中国历史舞台以后，很快就显露出他那对中国命运有决定性意义的非凡之举。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独立的、统一的、人民生活有根本性改善的、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是多少仁人志士的梦想，而实现这个梦想的领头人是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一整套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使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你们提出的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有几次重大的抉择？我认为，可以说有五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重大抉择，对于推进中国革命运动，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抉择：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访问人：那末就先请您谈谈第一次的抉择吧。

　　赵福亭：第一次，是20年代初毛泽东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说他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书读得并不多，只从中汲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这是极而言之了。他说从这里开始，就老老实实地研究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进行许多寻找革命真理、寻找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尝试，他在青年时代就把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研究个透，独创性地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搞学生运动，搞自治运动，甚至搞新村式的试验。经过反复比较，他得出结论说，看来用老式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办法是不行的，要搞俄国式的革命。走俄国人的路，“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他说他一旦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为之奋斗终生，从没有动摇过。

　　访问人：毛泽东的这个抉择，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特点呢？

　　赵福亭：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并被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的过程中，如前面所说，毛泽东与其他许多同代人相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掌握上，并不具备多大的优势，但他悟性高，能很快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谛，并且运用得好。毛泽东是一个农家子弟，他所处的社会天地并不宽阔，但一上场就显示了他那才华出众的伟人气质。他在青年时代就曾说过，要救中国就要有“奇杰”，有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伦理学家。这表露了他的雄心大志，后来的历史证明，他就是这样的“奇杰”，这样的“大家”。

　　访问人：这么说，一定有好多的特点了。

　　赵福亭：是的。我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他有惊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独创精神。他的思想永远是开放的，永远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开拓新的思路，像他说的那样；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他具有极其强烈的创造精神，一接触新事物、新情况，就提出一种新观点、新理论，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他青年时代就认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有“具体、鲜明、热烈”的创新观点。他说“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创造性，不同实际相结合，即使他的马列主义学富“五车”，也是没有用的。

　　其次，毛泽东是一位大思想家，但不是空中楼阁的空想家。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就确认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特别注重研究中国，研究东方。这也是他具有的第二个特点。毛泽东从踏上社会那天起，头脑中就装着三个东西：一个是要强国富民。建立一个独立的强大的统一的中国，这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一个是要搞民众大联合，要依靠群众创造世界，早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认识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大联合，缺少工农两界群众参加；一个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这三条可以说贯穿在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之中。毛泽东坚持认为实践出真知。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就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迷信本本。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我们通常说的，毛泽东具有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地就表现在这一点上。这样说，并不是说毛泽东不主张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说怎样学、怎样用。应该说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是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他曾说我们党有一百个、二百个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就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几届领袖中，一个主要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