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沈阳、北京、河南等地的一些血友病人相继死去。他们所需的“救命药”———凝血八因子，出现全国性断货。

　　“血浆少了。”这是全国3家生产八因子厂家的一致解释。

　　国内的浆源市场主要建立在贵州广西等贫穷地区。它出现了两个改变。首先，作为献浆主体的山区贫民，因嫌报酬低廉和献浆名声不好，而停止献浆。其次，地方政府在利用浆站改制，在重新分配浆站资源时，偏向于地方血液制品企业。

　　贵州当地采浆站的一名负责人员称，“如果国家再不重视献浆，不加大献浆的正面宣传，5年后可能会无浆可采。”

　　安康从来没有这样焦头烂额过。他被两层现实夹在中间。

　　一方面是，从9月份起，北京等地的血友病人因缺少八因子治病而出现死亡，吴仪副总理为此做了专门批示。

　　另一方面则是，作为华兰生物公司的董事长，安康面临着血浆短缺，而无法生产更多的八因子来缓解局势。

　　“血浆太紧俏了。”华兰生物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说，公司可处理1000吨血浆，如今一年只有300吨可供处理。“现在不仅八因子缺货，包括白蛋白在内的几乎所有血液制品都面临短缺。”

　　因血浆不足，国内30多家血液制品生产企业有10余家处于半停产状态，正常生产的只有20家左右。

　　安康认为，八因子短缺只是暴露出血浆危机所引发问题的冰山一角而已。

　　浆源告急

　　一份血液制品研究报告显示，国内采浆量从2003年的5000吨下滑到去年的3100吨。

　　贵州是华兰公司的血浆原料基地。公司70%的血浆都是由当地供给。而安康发现，贵州血浆的供给量在逐年减少。

　　20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贵州龙里县华兰采浆站了解血浆量减少的真实原因。

　　龙里浆站办公室主任王进，在浆站已经工作了8年。在他多年掌握的数据中，献浆者几乎全部是农民，而且是最穷的那种农民。他说，现在来献浆的农民越来越少了。

　　李森也有同感。他是贵州黔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血源管理部部长。与浆站打了多年交道的他，遇到过骑着摩托车献浆的人，还遇到过老师献浆，但这些都是“个别情况”，非常少见，献浆者主要还是贫困地区的农民。

　　李森体会到献浆者日益减少的趋势。“我们一个工作人员进山发展新的献浆员，一个月穿破了两双鞋，结果只发展到了2个人。”

　　黔峰公司的血浆处理能力在600吨左右，但是2006年全年的采浆量也就300吨左右。

　　采浆量的日益萎缩已不是单单发生在贵州一个地方。

　　血液制品企业“绿十字”有4家采浆站，都分布在安徽省内，这两年在册的献浆员减少了20%左右，采浆量也逐年下滑。去年采浆80吨左右，而今年的上半年只有二三十吨。

　　事实上，绿十字生产车间年处理血浆的能力在300吨。现在的血浆量，只有这个生产能力的1/4—1/5，浆源出现严重不足。

　　兴业证券研究所出具的《血液制品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国内采浆量自2003年起出现持续下滑，从2003年的5000吨，到2006年只有3100吨。

　　安徽绿十字质保部部长杨雪瑶说，今年的血浆短缺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年采浆量绝对到不了3000吨。”

　　献浆成为穷人的标签

　　华兰公司董事长安康认为，营养费低导致献浆员局限在穷人中，成为制约浆站发展的瓶颈。

　　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是血浆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贵州黔峰公司血源部的李森说，“这几年，山里的农民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当他们了解了山外的世界后，愿意献浆的就越来越少了。”

　　向万东夫妻俩，至今仍定期到贵州省龙里县来卖浆生活。向万东说，他们村里现在只剩下八人靠卖浆生活了。

　　“我们卖血都是偷偷摸摸来的，不敢让村里的人知道。”向万东的妻子说，为了不让孩子难过，献浆已经5年了，夫妻俩也一直瞒着两个孩子。

　　之所以要瞒，是因为在村人看来，“卖血的人是最卑鄙的”。

　　“‘最卑鄙’的意思，就是‘最可耻’。”说起这些，向万东的笑容有点尴尬，黝黑的脸上泛出些许红晕。

　　实际上，村民所称的卖血实为献浆，献浆也无害身体，而这却被村家当成攻击对方的话柄。献浆5年的向万东和妻子一直不敢让村里人知道，连家里的兄弟们都不敢说，“怕他们骂，嫌我们丢人”。

　　向万东说，“卖血名誉不好，稍微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会再卖血。”

　　夫妻俩往返的车费是每人18元。这样一趟下来，每献一次浆实际只能剩余82元。在其他浆站，有的献浆者需要花费三四十的路费，献浆营养费剩余更少。

　　“最初，村里有二三十人‘卖血’。”向万东说，他的孩子2002年上学后，家里的开支慢慢大起来，他才开始献浆。如今原先献浆的都出去打工赚钱了，自己也想出去，可一个字都不认识，找不到事做，也放心不下老婆和孩子。

　　而华兰公司的董事长安康认为，营养费太低导致献浆员越来越局限在最穷的群体，是制约浆站发展的瓶颈。目前执行的营养费标准，还是10年前的85元，不少企业为了争取献浆员，才自行提高营养费到100元。

　　“提高营养费，势在必行。”龙里县卫生局副局长宋秀英指出。这两年汽油、柴油涨价，导致农民进城的路费增加了，部分企业给献浆员提高了10元左右的营养费，可能还不够弥补交通成本的增加。

　　关停违规浆站

　　全国156家浆站中36家被关停，贵州从43家减少到25家。

　　除了献浆者减少，还有一个事实同样让安康无法回避：贵州省血浆站数量也在大量萎缩。

　　1997年，贵州省的浆站有33家。2000年底，贵州省的浆站数量达到最高峰，共有43家。此后，随着献浆员越来越少，贵州省一批浆站无法维持生产，不能不关停。

　　而到了2003年，全国处于血液制品的市场低谷。这无疑给贵州省血浆站的生存雪上加霜。

　　“当时，临床上血液制品并不受欢迎，医生们一般不太喜欢用血液制品。”安徽绿十字的杨雪瑶说，贵州又有一批浆站因血浆无人收购，而无法支撑，最后关闭。

　　血液制品市场在2004年底开始回暖。但这并没有给当地浆站带来好运，相反诱发了当地浆站违规操作，招来行业整顿。

　　一支10克的人血白蛋白的价格，在2003年仅卖150元，2004年开始涨价。当地一名血液制品企业的负责人称，白蛋白目前的黑市价已经炒到了600多元/10克，有钱还不一定能买得到。

　　由于巨大的利益诱惑，2004年以来，贵州浆站不断出现违规采浆行为。

　　惠水县浆站，发生冒名顶替采集血浆案；丹寨县浆站，发生跨片区采集血浆案。此外，普定、施秉等6个县浆站均发现频繁采浆等违规采浆行为。

　　出于安全的考虑，贵州省卫生厅多次提出关闭部分浆站，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贵州省卫生厅面对的现实利益关联是，原来的浆站都挂靠在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承担着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的任务，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既是利益获得者，也是监管者，让浆站的管理变得敏感而复杂。

　　由于血浆站频采、跨区采等违规行为日益严重，最后直接影响到血液制品的安全。2004年5月，国家四部委联合开展血浆站的整顿行动。

　　那一年，全国156家浆站中，有36家违规的采浆站被关停。截至2006年，贵州省的浆站在整顿风暴中，从43家减少到了25家。

　　乱采引发改制

　　血浆站与卫生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监督存有漏动，改制为由血液制品收购血站。

　　贵州浆站在行业整顿中数量日益减少，这并未影响到华兰公司在贵州成为血浆市场的最大买家。

　　2004年时，华兰和当地12家浆站建立了一对一供浆关系，占了贵州总浆站数量的一半。那年，华兰在贵州的采浆量达到600吨，而2006年贵州全年的采浆总量仅1056吨。

　　华兰在贵州当地浆站的拥有量大幅萎缩，是发生在2006年。

　　2006年4月，卫生部会同发改委、国资委等9个部委制定了《关于单采血浆转制的工作方案》，将原为县级卫生部门所属事业单位的浆站改制，由血液制品企业收购血站，试图斩断浆站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利益关系，便于监管。

　　这一改制的背景是，在血液制品市场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单纯通过停业整顿，难以改变浆站滥采现状。

　　2006年，贵州省卫生厅曾先后3次通报批评了部分浆站违规采浆行为，甚至责令发生违规行为的望谟和普定县浆站停业整顿。

　　但是，这种震慑的威力并不大。在随后不久的检查中，贵州省卫生厅又发现紫云县浆站对浆员不按规定体检、一个浆员2个身份证、2张供血浆IC卡，出现严重频繁采浆行为。

　　记者在贵州省卫生厅看到一份文件，文件中是这样描述当初浆站管理的困境。“由于生产企业、血浆站受经济利用的驱使，县政府对地方利益的保护，血浆站知法犯法，长期与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使得监督管理的效果十分有限，也导致这些地方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在贵州省卫生厅看到一份文件显示，对浆站进行改制，就是要改变浆站与基层监管部门的暧昧关系，加强监管。

　　2006年底，崔晓虎接到了贵州省卫生厅的改制文件。他惊讶地发现，文件上规定，华兰只允许在当地收购6家浆站。

　　崔晓虎是华兰驻贵州办事处的总经理，自1993年起，开始河南华兰公司在贵州的血浆采购。

　　崔晓虎说，文件不仅规定收购浆站的数量，还具体到了哪个浆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