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中日关系翻开了崭新的篇章——恢复邦交正常化。35年来，中日关系起伏跌宕，无数普通人也卷入到这历史的大潮中，这里有一个日本民间协会负责人的担当，一个在华日本留学生的中日观，以及一个留日中国媒体人的坚守……

　　中崎：促进中日友好是毕生信念

　　普通的日本地方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长中崎惠，见证了中日关系35年的风风雨雨

　　从第一次上街发传单，一转眼37年过去了。中崎惠的白发慢慢增多，但对于传单的内容，他记忆犹新——“快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作为埼玉县中日友好协会的理事长，中崎惠这么多年来一直站在中日友好交流的第一线，个中酸甜苦辣他都牢记心中。

　　“快点实现邦交正常化吧”

　　中崎惠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市政府工作，做了一名公务员。1970年，32岁的他加入了埼玉县中日友好友协会。“当时埼玉县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正好住在我所在的小区，就经常和他见面讨教，一来二去，自己对友协也产生了兴趣。”

　　加入友协后，中崎参加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快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宣传活动，除了给亲戚朋友们发宣传单，他还把宣传单到处张贴。“37年前的我还是个精力旺盛的小伙子，宣传活动不仅局限于埼玉，整个首都圈都在我们的‘包围’之内。”上阵父子兵，中崎还没忘带上当时只有6岁的儿子一同参加。

　　在这些宣传活动中，中崎感受到了来自右翼分子的阻碍。友协在市政府所属的一个宿舍里，开了一家中国百货店，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店铺，在当时也没少吸引右翼分子的注意。“我们一开张卖东西或搞一些活动，他们就派人故意捣乱，在店门口的墙上张贴‘别进去’的广告，还派人站在门口宣传他们的主张。很多想进店里的普通百姓，为了少惹麻烦都避而远之了。”

　　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并未正式恢复邦交，友协被认定为反政府组织，拥有公务员身份的中崎在工作单位也受到排斥。“那时真的很痛苦。”中崎回忆道。领导知道他参与了友协，提升科长时就让他比别人晚了好几年。“别人都升官为什么就我不升？但是我也没太往心里去。”

　　遇到这么多困难，中崎没想过退出友协。“妻子开始时很担心我的安全，对我‘固执’地参加友协不太理解。但我始终觉得友协的活动是和平运动，那些反中日友协的人在我看来，都是脑中还残留着战争的意识。我把友协的活动当作自己毕生的信念，从来没动摇过。”

　　“第一次到中国是个美好的回忆”

　　1972年9月29日，中日正式签署邦交正常化协议。这不仅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也改变了中崎的生活。“当我从媒体中得知中日真地恢复邦交正常化时，简直激动地快要跳起来了。”

　　一直没有机会访华的中崎，终于在1974年如愿以偿。“实现邦交正常化后，中日之间缔结了航空协定。1974年，我乘坐第一架从日本飞往中国的飞机于9月29日到达北京。”在中国的21天，中崎参加了国庆节的庆祝宴会。作为访华团代表，他特意致词并问候了每一桌客人。“这确实是个美好的回忆。”

　　回国后，他还接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的邀请。那时日本的右翼分子势力已经有所减弱，但中崎的人身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我去中国大使馆时，都是大使馆派专车来我家门口接我。走到埼玉和东京的交界附近，发现县警一直跟在我的车周围‘护送’我。”这令中崎颇为感慨。“虽然右翼势力依然存在，但是日本社会对友协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护送”，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是难以想像的。

　　邦交正常化后，友协的工作重心从以前的帮助滞留在中国的战争遗孤返回中国，转移到了举办各种民间交流促进中日友好，中崎在友协施展的空间一下子变大了。光是赴华的留学生就派遣了200多人，而这一活动一搞就是20多年。此外，举办中日儿童绘画展、开办中国留学生中文课堂等，也都是中崎在友协的“成就”。

　　“面对威胁论，我有信心赢”

　　35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在小泉内阁期间，由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中日领导人互访中止了5年多。这期间，中崎也很焦急。他给当时的小泉内阁发出了抗议信。“作为一国领导是不能去参拜的，现在还有很多战争受害者仍然活着，参拜是对这些人的不尊重。所以每次小泉去参拜，我都很生气，也觉得很羞愧。”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威胁论”在日本逐渐盛行，而中崎把这归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缺乏理解。“战后日本政府也好、媒体也好，都在极力塑造一个围着美国转的日本。美国一嚷嚷‘中国威胁论’，日本也跟着担心起来。”

　　在中崎眼中，日本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很多日本媒体都曾高频率报道过中国人在日犯罪率如何高，但我觉得这些很多都是利用事件作的煽动性报道，助长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如今的中崎有着上百次的访华经历，对中国发展的实情很了解，“如果有人想和我辩论‘中国威胁论’，我还是有信心辩赢的。”

　　“为中日友好做点事，我很快乐”

　　去年的安倍前首相访华和今年的温家宝总理访日，让两国百姓不禁产生了“中日关系的春天到了”的感慨。但是也有人开始质疑友协存在的必要性：政治关系不好的时候需要友协进行协调和民间交流，政治关系升温后，友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其实1972年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就有很多人提出过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退出友协。但我认为政治是政治，民间是民间。”中崎解释道：“政府作不了的事还有很多，这时友协往往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今年的高中生互访，具体操作都是友协进行的。”

　　友协是中日民间友好的一面镜子，也会折射出目前中日交流所面临的客观问题。

　　“因为中国对于日本不再那么陌生，所以举办一些介绍中国的活动时，遇到过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为了纪念邦交正常化35周年，10月份将邀请山西省京剧团来演出，我们只盼着能不赔本就好。”

　　还有一个让中崎感到担心的问题是，友协青年会员比较少，缺少新鲜血液。“我加入友协时30多岁，当时我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但现在友协的事务局里，30岁左右的干事一个也没有。我这样快70岁的人在这里就算年轻人了。”中崎苦笑道。

　　为了节约人力成本，担任友协理事长的中崎，几乎包揽了从计划书到报告书的起草工作。在电脑前，戴着老花镜的他正一边思考一边噼里啪啦地敲击着键盘：“我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能在友协踏踏实实地做点事，就很快乐。”

　　加藤：一个日本留学生的中日观

　　虽然来中国只有四年半，但是加藤所经历和思考的，比常人要多很多

　　“我希望29日当天，日本报纸上能刊登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日的报道，提醒民众。”

　　来中国四年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加藤嘉一已经成为在北京最活跃的日本留学生。平时酷爱思考、擅于交际的他，主办过大大小小50多个中日交流活动。

　　今年9月29日，由他主办的“京论坛”(由东京大学、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讨论中日关系的论坛)将在东京举行分论坛。“我准备和大家宣布那一天的重要意义，并和大家一起探讨中日的未来。我希望让那天成为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来华恰逢中日敏感时期

　　加藤是2003年3月份高中毕业后来到中国的。还在日本时，他就对中日关系很感兴趣，但并不太了解。“我一般是通过日本媒体的报道来认识中国的。”但是，从小就爱思考的加藤，不想再依赖日本媒体间接地“远观”中国。“我要到中国去！看看真正的中国到底什么样。”加藤申请了中国政府的奖学金。

　　除了强烈的好奇心外，“高三那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北京是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这也是促使加藤来中国留学的原因之一。博大、神秘是他对中国的初始印象。

　　加藤来北京时，正是中日关系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不太稳定的时期。有人说：“加藤，你怎么在中日关系这么不稳定的时候来中国呢？”但是加藤很乐观：“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发生了这么多事，正好为我提供了一个思考中日关系的现实环境。比如发生抗议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活动时，我就愿意到现场观察，看他们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

　　来到中国后，加藤也遇到了一些不太喜欢日本的人，但是他并没有逃避。“中国是个多元化的社会，越是碰到不太喜欢日本的人，我就越愿意和他们交流，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日本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都坦诚地和他们分享。”诚实，是加藤最欣赏的面对历史的态度。

　　想做中日间耐心而积极的协调人

　　“我非常感谢中国，也感谢遇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机，让我认真思考。”自从来中国后，每当9月29日这一天，加藤都不会出去见朋友，而是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思考，“我会问自己，现在中日关系到底面临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不过，是不是所有日本人都像加藤一样这么重视这个纪念日呢？

　　“80%以上的日本人都不知道这天的意义吧。”加藤估计。第一，没有人提醒或者告诉他们。第二，很少有人关心这一天。日本百姓可能更关心自己明天的菜谱还有养老金的问题。“提醒日本民众都来关心这个日子，太重要也太必要了。”

　　今年7月，加藤就要从北大毕业了。回国还是继续留在中国？“现在中日关系发展到了这么关键的时期，我没有任何理由离开中国。”未来，加藤想在中日之间做一个耐心而积极的协调人，促进中日双方沟通。“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我都希望尽量保持客观和中立。”

　　可越：一个中国媒体人的坚守

　　在日13年，可越用自己的努力为中日之间搭建了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

　　可越的姥爷——司马桑顿曾是中国媒体驻日特派记者，35年前，他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了中日关系的大转折。35年后，作为一个媒体人，可越追寻着祖辈的足迹，用镜头记录着她看到的日本。

　　13年来，可越一直处在中日关系的风口浪尖。她经历了恐惧、愤怒，也练就了沉稳和宽容。

　　“中国没有反日教育”

　　中国爆发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时，日本媒体对这一事件进行跟踪报道。那段时间，经常有人问可越：“你们中国是不是一直在进行反日教育？”可越总是坚定地回答：“没有。”

　　可越祖籍黑龙江，长辈们大都亲历了日军侵略东北三省的时代。可越的姥姥家原来就在抗日根据地。姥爷还是一名积极的抗日分子，后来在哈尔滨日报社做记者，曾经被日本军队抓起来。到日本工作后，可越的姥爷还经常和日本人谈起当时被关在牢房的遭遇。“日本人民是好的，但是从老一辈讲述的故事中，能感到他们对日本的复杂感情。历史课上也学到了关于侵略战争的史实。”可越回忆道。

　　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流行日本电视剧，可越就是在看了《东京爱情故事》后开始向往东京的。“我觉得我们国家非但没搞‘反日教育’，而是在搞了解日本的教育啊。邦交正常化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教育国民要区别战争发动者和普通的日本国民，后者也是受害者。对我来说，日本侵略过我们的国家，我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着双重感情。”

　　用DV传递真实的声音

　　到了日本后，可越对日本又有了新的感受。“经历了很多书本中没有写过的矛盾。我感受到的是全新的、立体的日本，既不像电视中描写得那么可爱，又不像战争片中讲述的那样面目狰狞。”

　　到日本的第6年，可越在东京大学攻读硕士课程期间创办了现在的“东京视点”。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拿起家用摄像机作导演的志愿者组织，大家把在日本拍到的DV短片经过编辑后在网上发布。为什么要创办这个组织呢？“一提起日本，人们马上想到的是一个国家，而东京是个国际化的、表情丰富的大都市。我想选取百姓的角度，讲述东京百姓自己的故事。”可越说。

　　2005年中国发生抗议活动过后，日本电视台反复播放了队伍中有人扔石块的镜头。“其实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日本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把这个镜头反复地播，让日本观众感觉好像全中国的人都在扔石头，谁踏入这片土地都要被打一样。其实不是那样的。”可越坐不住了。“我要做点什么！”

　　拎起家用小DV，可越跑出了门。她采访了很多在日本的中国人，希望通过镜头把这些在日华人的声音传递给日本民众。她还组织了一场由中国人、日本人共同参加的市民交流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坐下来谈谈各自的想法。

　　但是，“坐在一起谈也不见得能达到相互理解。”可越没奢望一蹴而就，“这里还存在一个无知的问题，比如还有极少一部分日本人本身就觉得根本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无知比偏见更可怕。”

　　亲历“中国食品安全”事件

　　在日本这些年，每当中日之间出现波折时，可越就感觉自己很为难。“尤其作为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但正是在这种时候，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许有些事是只有你才能做的。那时就该义不容辞地去做。”

　　几天前，朝日新闻社邀请可越去参加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座谈会。可越在这之前做了大量的功课。“我研究了日本的相关报道，感觉有些媒体在某种程度上炒作这个事件，煽动了日本国内的‘厌中’情绪。日本百姓看了这些报道后，会觉得中国食品都不安全。”

　　在座谈会上，可越告诉与会的日本人：“中国的食品安全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就改变对中国整体的看法。”日本媒体还时常批评中国不负责任，污染了日本的环境。“但我就和日本人讲，中国下沙尘暴到你们这里就是一点点灰尘，而中国人比你们更着急。”可越希望日本应该多和中国分享治理环境的技术和经验。

　　现在只要日本媒体一报道中国负面的消息，可越就会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我想咱们中国人要好好争口气，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出席温家宝访日宴会

　　在前一段中日关系处于冰冻期时，可越坦言，的确是度过了一段相当艰苦的日子。随着安倍前首相访华和温家宝总理访日，媒体评价中日关系进入了“融冰期”。

　　可越在今年4月参加了温家宝总理的欢迎晚宴。当听到温总理的演讲时，她禁不住热泪盈眶。但是，可越也很明白，中日关系还远未到“政热经热”的阶段。“其实两国之间还存在很多问题，不能说高层关系好了，这些问题也就顺势解决了。双方都不能太感情用事，越是关系好转，越要冷静客观。”

　　促成中日政府首次电影节

　　可越的姥爷在日本做了23年的常驻记者，但最后还是留下了“日本人对曾犯过的罪行从没有考虑过认真反省和道歉，他们对侵略战争行为一天不反省，我们就无法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安然地生活下去”这句话，离开了日本。

　　今天，历史认识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但可越没有像姥爷一样选择离开，而是将“东京视点”延伸，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传媒公司。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她还作为协调人促成了中日政府首次电影节。为什么选择了坚持？可越解释道：“现在这个时代和姥爷那个时代有很大差别。中日间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直面的时候，我们比过去有更多的手段和方法来了解事实，并找到解决的方法。关键是看你愿不愿意、选择什么态度来对待历史。”

　　可越在用自己的努力，为中日搭建一个新的交流平台。

　　回首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

　　【20世纪70年代】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华。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访日。23日，中日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20世纪80年代】

　　1980年5月27日，华国锋总理访日。这是我国总理首次访日。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

　　1984年9月，三千名日本青年应邀访华。

　　1989年7月14日，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我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

　　【20世纪90年代】

　　1990年7月11日，海部俊树首相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

　　1991年8月10日，海部俊树首相访华。这是1989年政治风波后访华的第一位西方国家现职政府首脑。

　　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和皇后访华，这是历史上日本天皇首次访华。

　　1995年5月2日，村山富市首相访华，作为战后日本现职首相首次参观了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

　　1995年8月15日，村山首相在战后五十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就历史问题发表谈话，明确表示愿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对此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

　　1996年7月起，日本右翼团体成员连续四次登上钓鱼岛，引发中日钓鱼岛风波。

　　1998年11月25日，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日本。双方发表中日联合宣言，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21世纪】

　　2000年10月12日，朱镕基总理正式访日。

　　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2002年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并推迟日本防卫厅长官中谷元访华及我海军舰艇编队访日。

　　2002年9月22日，江泽民主席出席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03年1月14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参拜靖国神社。

　　2003年8月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毒剂伤人事件，造成我重大人员伤亡。

　　2004年10月25日，中日第一轮东海磋商在北京举行。

　　2005年4月23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峰会时会见小泉首相，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5点主张。

　　2005年5月14日，中日第一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主席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其中全面阐述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的政策主张。

　　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2006年3月31日，胡锦涛主席会见日本日中友好七团体，就发展中日关系发表重要讲话。

　　2006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无视国际社会、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的关切和反对，公然参拜靖国神社。

　　2006年10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007年4月11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

　　2007年8月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根据外交部网站和新华社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