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兼任教授。八十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

　　邓小平印象记

　　——回忆邓小平1985年与穆加贝的一次谈话

　　(一)

　　我是一九八三年八月末的一天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的。当时翻译室主任叫过家鼎，五十开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大家都管他叫“老过”。他是一个视翻译质量为生命的人，也是外交部里一个难得的性情中人。他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过女排比赛吗？”当时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连获胜，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女排是排球的国家队，我们这里就是翻译的国家队”，带着一种挑战的眼神，老过对我说了这番话。“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老过说，“总书记啊，总理、副总理啊，还有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我对官衔不甚敏感，但听了这番介绍，还是振作了一下。老过呷了一口茶，“当然，还有邓”。话似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我感到了这是老过的压轴词。沉默了片刻，他提高了声音：“要下苦功，努力提高政治和业务水平，拓宽知识面，好好干”。

　　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是我进翻译室工作两年之后的1985年8月2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2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二)

　　1985年8月28日，天气炎热。我随礼宾司副司长吴明廉等外交部工作人员于上午9点10分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福建厅是一个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12日，周恩来总理曾在这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这一突发事件。整个80年代，邓小平会见外宾几乎都在这个大厅里进行。2005年4月29日，胡锦涛总书记也是在这里会见了国民党主席连战一行，实现了历史性的国共和解。这天，福建厅正面墙上挂着《武夷之春》日光岩巨画，一派浓浓的八闽风情，宾主沙发中间的茶几上，放着绽开的郁金香，像是画龙点睛，使得偌大的会议厅获得了一种灵气。

　　邓小平的生日是8月22日，所以那天正好是邓小平刚度过了八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刚从北戴河避暑回来不久，避暑期间他天天下海游泳，所以脸晒得黝黑。邓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

　　邓先与吴学谦外长握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觉得邓的手很软。我和邓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邓停驻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邓微笑点头。

　　霞飞路是上海淮海路在法租界时的路名，也是整个法租界乃至整个上海最有名的商业街。我小时候家里住的地方离淮海路不远，经常听到街坊的老人提及霞飞路。邓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曾在上海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可谓出生入死。当时中共领导人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而作为秘书长，他则要把所有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地址和电话都记在脑子里。据他本人后来回忆，他一生中两次最大的历险都在上海。一次是“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罗亦农被捕。我出门后看见前门特科，一个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巡捕得知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的住处，要来搜查， “在家里的同志得到情报赶紧搬家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

　　邓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在上海，妻子张锡瑗是他过去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学，也是地下党的战友。但不幸的是，张锡瑗因难产在上海去世。邓当时正在上海向中央汇报他在广西领导起义的工作，竟来不及亲手掩埋妻子的尸体，就匆匆赶回广西了。直到1949年解放，邓小平进城后找到了张锡瑗的墓地，把她的遗骨重新装入小棺，迁入龙华公墓。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对自己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留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恐怕晚年的邓喜欢到上海过春节也和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

　　我也多次去过邓小平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逗留过的地方，如巴黎的意大利广场、里昂的索恩河西岸。我想，邓小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一定与他早年在巴黎、里昂、上海这些大都市闯荡过有关。一个从16岁到26岁的年轻人，在自己思想走向成熟的年代里，闯荡在国际大都市。当时的邓可谓一贫如洗，大城市的浮华势利一定给他带来过许多不愉快的经历和回忆，但城市体现的毕竟是另外一种文明。我总觉得邓小平是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怀有某种“城市情怀”的人。如果说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由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过渡的话，那么邓小平年轻时的城市经历使他与众不同，使他获得了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杰出领导人的一些难得素质。

　　邓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但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更为合适的角度。

　　邓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不少外交部的年轻人，“这么多年轻人，好”，邓一口抑扬顿挫的四川话对吴外长说。邓讲话声音底气很足，声音很响，好像不用话筒都可以传很远，这说明他身体尚好。但也可能与他耳背有关系。听力不好的人，讲话声音往往都比较响。

　　大会堂的女服务员给每人都递上一块热毛巾。邓小平用双手把热毛巾打开，擦了一下脸，然后再把毛巾对折，擦了一下额头，再放回碟子。他从茶几上拿起火柴，划了两下，点燃了他的特制熊猫牌香烟。邓轻轻地吐了一口烟，淡淡的一缕白烟徐徐上升，绕过他整齐乌黑的头发，从我眼前慢慢晃过，又转了几圈，消失在福建厅偌大的空间里，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亲历的另外一段插曲。

　　这一年5月，我参与接待了访华的丹麦前首相保罗·哈特林。吴学谦外长在钓鱼台宴请他。话题不知怎的转到了邓小平吸烟上。哈特林说：1974年10月，他以首相的身份访华，见了邓小平。邓一坐下就拿着自己的熊猫烟，问他是否抽烟，他说不抽。但哈特林夫人此时主动插话：“我丈夫虽然不抽烟，但他喝酒”，邓听了大笑，说，“我是两个都做，烟也抽，酒也喝，但身体好像还可以”。哈特林很认真地对吴外长说：“我今天还记得邓小平讲这番话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吴外长一边笑，一边进一步发挥，追问哈特林：“你知道邓主任为什么这么自豪吗？”哈特林摇头。吴说，“告诉你一个机密：我们有个说法，只抽烟不喝酒，只是一般的爱国，既抽烟又喝酒，是真正地爱国，因为国家烟酒征税征得最高”，宾主大笑。

　　(三)

　　吴外长和周觉部长助理开始给邓汇报。我是第一次见到部长给邓小平汇报，吴和周两人在邓面前没有拘束，双方有问有答，非常自然。因为邓听力不好，他们有些话得讲两遍。邓问吴外长，穆加贝是不结盟运动主席吗？吴说，不是，现在还是印度。邓说：“对，对，我搞错了”。从我今天的观察来看，邓是个人，不是神，他听别人的介绍，并简要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如果他搞错了，就说“我搞错了”。邓对吴外长说，“外交部送来的材料我已经看了”。邓当时每天工作两个小时左右，一般都安排在上午，外交部送给邓的材料是浓缩了的大字本。邓问吴外长：“我上次见他是1981年？”吴说：“对”。邓说：“那次见面，他有点牢骚”。1981年那次访问时，性格倔强的穆加贝当着邓小平的面表示不能理解中国对毛泽东采取的态度，对文革遭到否定也颇有微词。邓对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中国搞的不是非毛化，而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为了准备这次接待，我连着几天去非洲司看文件，翻译室也让我阅读邓见其他一些外国领导人的谈话纪录，熟悉邓的讲话风格和遣词用句的习惯。我特别仔细地阅读了邓小平1981年会见穆加贝的谈话纪录。

　　这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津巴布韦独立前来过两次，争取中国对反对罗得西亚白人少数人政权的支持。独立后，第一次访华是1980年访问北朝鲜时过境北京。第二次是1981年的正式访问。邓问吴学谦，“他和赵紫阳总理谈的怎么样? ”吴说，“很好，但主要是谈双边关系和非洲形势，还有一些国际问题”。邓问“我们给津巴布韦的援助用的怎么样？”这个问题也展现了邓务实的一面，过去中国提供给非洲许多援助，往往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少援助给腐败官员贪污了，最终效果欠佳。

　　邓显然关心非洲的发展道路问题。邓问周觉，“白人离开了多少？”邓抓住了关键问题，这就是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问题。吴学谦和周觉一一作了回答。这次来华访问之前，穆加贝刚在国内赢了7月举行的大选，竞选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增加朝一党制方向的政治突破” 。

　　邓听完汇报，说了一句话：“看来他头脑有点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邓又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眼睛若有所思地看着大厅的另一端，显得凝重，邓在思考。这个形象至今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因为是第一次给邓小平做翻译，老过提前一天给住在钓鱼台8号楼的我打来了电话，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我的心理素质还算可以，很少怯场，反倒是有一点儿微微的兴奋，毕竟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直接接触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凭自己两年来替其他领导人做翻译的经验，我知道这种临场感觉和状态是对的，这种感觉有利于口译的正常发挥。做过口译的人都知道，口译既是技能，也是艺术，有点像演员在舞台上和运动员在竞技场上那样，临场状态往往是决定水平发挥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