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以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讲坛上发言，这本应无可指责。”他为此感到无奈，不过倒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森林防火办已经是林业局最‘冷’的部门了，他们整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但他还是很快遭到了“反弹”。2003年2月,一支调查工作小组在未与刘福堂及省政协组织谈话的情况下，拿出了“基本全盘否定”刘福堂发言的调查报告。

　　他当即给王岐山写信承诺：“我的这个发言稿是经过多次调查研究，在大量翔实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我敢于对整个内容甚至每一句话负责。”随信还附上《海南省沿海防护林实录》的VCD光盘。数月之后，刘福堂的发言得以“昭雪”。

　　令刘福堂想不通的是，自己为了海南的生态建设积极努力，一些领导怎么能认为这给海南抹了黑呢？不过，这个“刺头”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为了保护天然林，他更是与以造纸为主业的大型企业印尼金光集团较上了劲。

　　10年前，海南省引入金光集团投资上百亿元的浆纸林项目，这个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上，大片天然林逐渐被毁，改种浆纸林。刘福堂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在2006年的省政协会议上，刘福堂的发言直指金光集团的毁林恶行：“1999~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被金光的分公司金华公司看中。三亚市政府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给，但在‘某某工程’的高压下，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厘米。”

　　“导致金华公司在海南毁林时间之长、面积之大而至今仍在继续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不力……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这是‘某某工程’，所以，为保乌纱，各级领导者敢怒而不敢言，只得违心地不择手段地去完成任务……宁可看着宝贵的森林资源遭受野蛮疯狂的破坏，也不肯让金华公司利益受损；宁可牺牲长远利益，也不让首长的眼前‘政绩’受影响。”

　　也是因为“某某工程”的原故，许多官员对金华公司的违章用火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刘福堂不买账。他认定，政府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监督金华林业公司造好林、管好林。

　　与金光集团交锋的时期，也是刘福堂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的时期，并且“不少记者因此成为自己的知心朋友”。在刘福堂看来，不仅金光集团接受了自己的一些观点，海南省领导层也逐渐认可。“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胜利。”对于这些成绩，刘福堂很在乎。

　　金华林业公司总经理助理童凯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和刘福堂先生不存在纠葛，只是一些观点在某一阶段上出现了不一致。经过沟通，我们互相有了了解，刘福堂先生也为我们提出了许多可行的建议。”

　　在这位“对手”的眼里，刘福堂“敬业”、“坦诚”。

　　而在与刘福堂共事15年的科员李恩杰看来，“刘主任是个正直、敢说真话的人，是我们这个年代难得的人。”一名县级防火办主任则表示：“刘福堂主任‘干工’(海南话，意为工作)实在，铁面无私。”

　　各路媒体也将刘福堂描述为“生态斗士”、“敢言直谏”。因为这样的形象，甚至有群众将“状纸”递到刘福堂手中。2004年初，因为阻止毁林采钛，文昌市冯坡镇栽山村3名村民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并判刑。栽山村村民曾给他写信投诉，他也曾多次亲自实地调查。“刘主任是个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好官，”年近半百的村民符策松说，“只是他的官太小了，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当官的都像刘主任这样就好了。”

　　然而，这样的为官之道让刘福堂“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写匿名信举报他，有人打来恐吓电话。“家里人对他的人身安全很担心。”刘福堂次子刘音说。

　　有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刘福堂也会怀疑：对人对事是不是太“狠”了？如果温和一些是否会更好？刘福堂也曾试着改变，但他发现，对于那些不讲良心的人和事，越是温和越难解决问题。

　　当他感到矛盾和犹豫时，他会去海口市区的海瑞墓，向400多年前的那位清官寻求支持。在海南为官十几年，这个墓园他去过许多次。

　　如今，这位海南最出名的处级干部即将退休。他已为退休后的生活做了计划，一是读名著，二是继续搞关于毁林的社会调查，三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搞一些生态文学的写作。

　　一路风风雨雨，最终安然无恙，刘福堂相信，是因为“打铁需要自身硬。”他底气十足：“这么多年，我没有到底下报销过一个条子；给下面(市县)拨款时，没有让他们返过一分钱。当政协委员时所写的提案本身无懈可击，本职工作和遵纪守法方面让人挑不出毛病。”

　　“现在有几个领导敢这样说？”这个即将离开官场的“官场异类”感慨，“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维护好自然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