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把现今方兴未艾的新农村建设运动比作一部没有剧本的历史剧，推动剧情进展的，有三股主要力量：一股是知识分子和民间组织发起的新乡村建设运动；一股是世界银行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开展的扶贫项目；第三股就是政府推动的新农村建设。前两股是非正规部队，后一股是新农村建设的王牌军。

　　而“云南一煤老板花2000万为141户乡亲免费建造欧式联排别墅”(《都市时报》10月10日)的新闻，让笔者产生的联想是——这些富豪企业家会不会是另外一股新兴的推动力量呢？尽管笔者手头并无翔实的统计数据来佐证他们介入三农已经是一种“现象”，但视野所及，富豪为乡亲建造新房并非个案和特例：去年7月，河南一个煤老板就决定个人投资2000万，无偿为全村村民建造160栋两层小楼以及学校、敬老院、体育馆、卫生院、商业街等配套设施。据悉，山东、四川等地也有类似案例。

　　当然，要验证这个联想的合理程度，首先得考察这些举动的善意含量。正如报道所述：很多人一直在追问——这是一次慈善行动还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策划？毕竟，我们见识过太多煤老板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行状，套用某地法官的判词来说，天底下真的有这样的好事情？煤老板这么做不合常理。

　　问题很容易归结到慈善、贫富等词语上。前欧盟驻关协大使保罗·张万亭日前在接受专访时指出“穷人问题影响中国未来”：“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富人来说是快速发展，但对穷人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凭借公共资源致富的煤老板的反哺显得愈发重要。

　　就事论事，心存善念的旁观者实在应该从中体味到一些温情和欣慰，但不必急于给他们盖上个“新一代富豪”的戳。

　　理智的做法应该是以发生的事实来评估，不应该相信财富的多寡可以与美德成某种比例。不要用“目的论”来扣帽子，猜度在报恩表象背后蕴含的炫耀乡里、收买人心甚至从中渔利的企图，这是传统的道德至上观点作祟。至于田园抒情式的对富人品德的歌颂，这个湿漉漉的话题咱就别掺和了。重要的是其取得为乡亲建别墅的建设用地程序要合法，新村建成后产权明晰，管理要民主。

　　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企业家介入“三农”，其最轰动而最具有新闻价值的举动，就是为乡亲建造新房。这种切入方式，固然可以以河南那位煤老板的话来解释：“盖房是老百姓一辈子的大事……现在农村说媳妇，开口先问有没有房。”以笔者看来，却无形中呈现了现今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若干偏差：急功近利、运动式、盲目模仿等做法。

　　在“五名教授联名致信中央：新农村建设农民集体失语，报告获中央高层批示”(《南方周末》7月5日)的新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三农”问题专家所领导的调研组于去年5月至6月，在分别位于中国东西南北的四个省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新农村调查。据统计，在“什么是新农村建设最重要的方面”这一点上，46.8%的农民认为是生产发展，34.3%的农民认为是生活宽裕，4.7%的村民认为是乡风文明，8%的村民认为是管理民主，仅有6.5%的农民认为是村容整洁。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民理解的新农村都是以建房子为主。这些认知看似互相矛盾，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他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新农村基本都是一排排整齐的新房，地方组织各村干部到试点村去参观考察回来讲述的也是新房……

　　而“新农村建设”的行政执行中，以村容为重点的“新楼建设”大量出现，正反映某些地方以惯用的官方一手包办手法制造政绩，甚至造成新的农民负担。据悉，在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农业部政策法规司的一位官员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川西一个村庄改造，政府要求每家花四五万元修一栋房子，房子建好了，又要求别墅化——修车库。搞笑的是，猪圈、厕所却都没有修。而煤老板花费数千万为乡亲建别墅的轰动的新闻传播效果，会不会更加固了农民认为新农村就是要建新房子的片面认识？

　　在报道中，“境界不同”成为了夏老板回应乡亲质疑的唯一答案。而我们也同样期待，假如我们富贵不忘本的煤老板介入三农的方式，真的能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之一，不管在实际运作中是以华西村为模板还是另辟蹊径，它的境界都应该与行政主导不同，不应成为行政力量的附庸——新农村建设的探索本来就应该是百花齐放、因地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