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看你1978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是一段怎样的记忆？

　　陈平原：我们自己总结是：生在红旗下，长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该读书了，碰到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结婚的时候，又碰到独生子女政策，各种各样的辛酸苦辣，我们都经历过来了……

　　跟我们的长辈很多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酷打击或迫害相比，五十年代生人还是比较顺利的，但绝大多数也都曾经有过心灵的创伤，体会到人生的冷暖，在这种寂寞人生的苦难中逐渐成长起来。所以，这些人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抗打击能力比较强。

　　我们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一路走来，一步步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然，我们也参予到推动这个时代变化的努力中。

　　《小康》：有人认为上山下乡对国家是灾难，但对个人是因祸得福，它使得你们这代人躲过了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格式化教育过程。对此你回过头来看又是怎样感受?

　　陈平原：这是后世追认的。人生不能重新假定和设计。但是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中的痛苦，那时候日常生活中对未来的迷惘和绝望是很多后面的人无法领会的。

　　我之前在乡下8年，后来人可以想象说有了这8年的社会经验我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有多少人熬不过这8年？77年考试的时候多少人没上来？按照那年的录取比例，一个人上来了，二十几个人没上来。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熬过文化大革命，在乡村里自杀了，或者日后没有考上大学，一辈子几乎就荒废了。

　　《小康》：如果没考上大学的人会是怎样的命运？

　　陈平原：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生，如果后来没能上大学，你可以想象，回城以后，第一件事是在大城市的边缘搭一个小棚子，然后就开始做一些零杂工。因为你没有技术，没有学问，将来提干你轮不倒，经商你没本钱，只能提早下岗。即使没下岗，现在也该退休了。

　　我们是幸运儿。尽管我承认我也很努力过，但我承认很多靠的是机遇。有了上大学这个机遇，你后面走得很顺。我也在不断地弥补，不断地纠正，不断地使自己走得顺一点，但是我知道“四人帮”迫害的时光是补不回来的。

　　《小康》：学习的热情、理想主义的气质、心怀天下的责任感，这是否可以说是七七、七八级的普遍精神特质？

　　陈平原：相对来说，我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高调的理想主义和低调的理想主义不一样。我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像胡适所说的，“只要耕耘，必有收获”，或者“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这些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你还看得见，有那种气质或者追求在后面，但是对于收获本身，并不抱特别大的期望。

　　《小康》：这种低调的理想主义骨子里是一种悲观？

　　陈平原：不是悲观主义。过去宣传“小车不倒只管推”，现在我反过来说，只要你我肯推，小车可能就不倒。中国的独轮车，是很难掌握平衡的，你要是停下来，它可能就倒了。所以，只要你肯推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往前。尽管歪歪扭扭，但还是往前。

　　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得特别特别悲观，但问题是我们还必须生活。如果把中国想象得一无是处的话，比如说环境不好、人心不好、道德不好，国家形象有问题，政治体制也有瑕疵……我们怎么办？我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要相信中国这辆小车，只要不倒，就能往前，一点一点改革，或者说改进。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希望这个小车不倒的，只不过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途径来维持它不倒，而且还要往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小康》：人文学越来越不能够像当年那样影响当下社会，您认为原因出在何处？人文学是回到了它本该有的位置还是日渐式微？

　　陈平原：相对那个时代，现在人文学的地位确实是今非昔比。但现代化本身要求合理化、科程化，讲求工作效率和实用理性等，这些都会导致传统的人文地位下降。骂也好，感叹也好，时代已经走到这一步，回不去的。人文学者很容易怀念起当年的谈笑风生、指挥若定，现在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人文学者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必须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家心态以及工作策略。

　　老鬼：血色的浪漫

　　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的进步，思想观念的进步，也就没有今天的作家老鬼。前30年的他，大多数时间都在动荡和坎坷中渡过，从1977年到现在的30年，则是他命运巨大转折后自我价值实现的30年，也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能读到《血色黄昏》、《母亲杨沫》这样震撼人心的著作。

　　我特别想回北京

　　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待了八年，其中有差不多五年挨整，后来改变处理，把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我就特别想回北京，可是非常难。邓小平主持工作的时候，有一批知青从兵团回了北京。我父亲一个老战友，他帮忙把我调到大同当工人。1976年，我拿到了到大同的调动手续。路过北京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能留在北京，我就不去大同了。可是，这时遇到了批判右倾翻案风，回北京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在家没事儿干，我就偷偷地写《血色黄昏》，父母不愿意让我写，为此，我跟他们产生了一些矛盾，春节刚过，我就被赶到了大同。

　　到大同以后，我打开枕头一看，发现《血色黄昏》的稿子丢了。这时，我已经写了十多万字，就赶紧写信跟我爸爸要稿子，我怕他给我销毁了，所以在信里说“如果销毁，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为此，我爸爸说我过河拆桥，威胁他，刚开始求他调到北京的时候对他很客气，一看调到北京没有希望了就露出了真相，跟我断绝了关系。他还让他那个老战友不要对我太好。一开始，我以为就我爸爸跟我断绝关系，就给我妈妈(著名作家杨沫)写信，我想她的心应该软一点，希望能够把稿子给我。没想到我妈也给我来封信，字很大，写得很简单，内容就是跟我断绝一切来往。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刚到大同，父母就和我断绝来往，我想不通。所以后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我妈耿耿于怀。当时正好发生了“四五”事件，我在大同举目无亲，前途一片渺茫，想回北京也没门，心上人作为工农兵学员在大连上外语学院，所以情绪特别灰。

　　1977年秋天，得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特别激动，觉得自己可以试一试，有希望回到北京了。这次机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时，我已经开始值夜班做保卫工作，所以白天有时间复习功课。当时我主要是复习数学，语文就看了些《语文知识》之类的。但我不担心——这些年来，写日记和上诉书已经把文笔练出来了。

　　一边写高考作文一边流泪

　　1977年12月6日上午9点，我坐在大同市第10中学教室，参加高考。我特别激动，真没想到30岁的人了，还能人模狗样地进高考考场。四周的考生，都是胡子拉茬、干过一段时间工作或上山下乡的人，岁数比较大，北京的不少。

　　当我坐在这间普普通通的中学教室里，小课桌的右上角放着有我相片的准考证时，昏昏然就如同一个内蒙的土老帽儿坐在联合国安理会大皮椅子上一样激动万分。我多年挨整受压，把心整得灰极了。表面上似乎很高傲，不爱理人，不爱亲近领导，但骨子里极自卑，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坏，比别人丑，比别人低贱。当了这么些年反革命，好像一直浸在大粪坑里的臭肉，怎么洗，怎么抹香水，毛孔里也有臭味儿。

　　过去在内蒙，从1970年开始，兵团就开始选送工农兵学员，1971年，我们连就走了好几个。每年这个时候，我们连一百多名知青都暗地里较劲，希望自己能被选上。但是，走的大都是表现好，跟领导关系好的人，多是排长、班长。怎么也轮不上我这号的摘帽儿反革命，我自知没有希望，只有羡慕的份。因此，在考场心情难以平静。

　　当年的高考是各省自己命题。山西语文高考的作文题是：《知心话儿献给华主席》。我觉得，这太对我的感觉了！过去被专政多年，饱尝了各种辛酸和凌辱，现在，肮脏污臭的马车夫也上了考场，有望进大学校门，有多少知心话想跟人说说呀，父母不理我，孤狼一个，把憋在心里的话跟华主席说一说，正好啊！

　　我的文路是先讲自己能参加高考非常激动，再交待原因，讲挨整经历，最后结尾：感谢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

　　之前，八年劳改生活已经写了两遍：第一稿父亲给偷走了，在工厂又写了第二稿。对于文章的大概结构，主要情节了如指掌。所以，我一开笔就没停，从开始写到考试结束，整整两个小时时间里，手都在写，一气呵成。

　　写这篇高考作文也是出了一口气。我边写边流泪。过去的创伤又全撕开了，一股山呼海啸般的激情包围了我。1970年夏天，大大小小的批斗会，直到现在还心有余悸。被撅着屁股，深弯着腰的丑态，把最隐蔽的地方给人展览；在乌拉斯泰林场让一天津人打成独眼龙，兔子一般落荒而逃，丢尽了尚武男子的尊严；还有那次学习批林彪的中央文件时，被当众轰出蒙古包，躲进山上一石头坑的耻辱，仍旧隐隐作疼……

　　我的右胳膊硬得像木头棒子，三个手指头紧紧攥着钢笔如同攥一把大斧头，拼命地写，抡圆了砍。邪了门了，那钢笔尖竟受得了！笔尖与桌子相碰发出当当响声，很快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他警觉地走过来，以为我要发神经病，用劈树的劲头写字。我努力低着头，不愿意让这老师看见我热泪纵横。可这老师开始不断地站到我身边，观察我的考卷，一站就站好半天。这就像大便时，有人站旁边观察你拉一样，我感到特别扭。他可能是好奇，想知道我何以如此激动。但是，这多影响考生的情绪呀！我又没作弊，你盯我这么紧干啥？所以很腻歪这位监考老师总站在我身旁……我赤裸出自己的伤口，不是给你观赏的，是为了说说当了多年坏蛋的苦水，是为了打动阅卷老师的心，多给几分儿。可是又没法轰他走，心一横，暗暗鼓舞自己：没关系，你看吧，此时此刻，就是脱光了腚给人看也不能退缩，拼了！这是用笔杆子在和考卷摔跤……千万不能输！

　　我全身肌肉绷得跟石头般的硬，感觉一生的命运就在此一举。胜了能回北京，能上北大，能找好工作，能跻身干部行列，能找个好老婆，败了就在这儿窝着吧，连个农村的女孩都不要你。流泪是到此为止，这辈子总不顺，老打败仗，这次一定要出头！

　　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老师已开始一张张收卷子了，我根本来不及从头到尾再检查一遍就交了卷，里面肯定有不少错别字。试卷被我的笔尖扎了不少小窟窿，那张倒霉的桌子也被戳了数不清的小坑儿。我的两手指头攥钢笔攥出了两道青色的印痕。

　　事后听说，大同市有一个老高三的北京女生在考场上激动得当场神经错乱，疯了。难怪那位监考老师总在我身旁转悠。看我扑簌簌老流泪，自然担心我神经出问题。

　　当天考完后，我回到工厂宿舍，把头一蒙，倒在床上，灯也不开，在黑暗中静静躺着，一动不动。屋里炉子灭了，很冷，而我浑身却发烧发烫……这场考试，等于和人摔了两小时跤，精疲力竭，全身的肌肉极累。第二天，我又打起精神，考了一上午。脑子高度紧张，绞尽脑汁解数学题，但不像前一天那么激动了，情绪稳定了很多。

　　事隔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在进城的公共汽车上，我听见几个青年人聊天，说这次高考，有一个北京知青写的作文特别感人，判卷的老师看了，没有不掉泪的。我的心哆嗦了一下，本能地感觉这人绝对是我，我自信我的文章从头到尾翻滚着一股炽热的感情激流，虽不干净漂亮，但实实在在，凶猛暴烈，肯定会震动判卷老师的神经。这时，我心里就有底了，感觉自己有戏。一有闲暇，我就继续写《血色黄昏》。

　　收到通知书后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1978年2月3日，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北大到山西招生的哲学系教师王守常要了我，他觉得我岁数大，不能再拖了。他岁数和我差不多，我到北大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本来我想上中文系，但当年北大在山西不招这个专业，所以，我被录取到新闻系。

　　收到通知书后，我在矿机厂的单身宿舍小屋里激动得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一点也不夸张，真是三天三夜。我神经太脆弱，有点儿事刺激就睡不着。啊，梦寐以求的心上人有希望得到了，工人这个卑微的找不着对象的身份可以改变了，朝思暮盼想回而回不去的北京有希望回去了！我放纵自己沉浸在无边无际的幻想中……全身燥热，彻夜难眠。

　　让我激动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考上北京大学是人生中第一个完全靠自己力量打胜的一大仗。从小父母就骂我：“你不听大人话，没好下场！”这次考上北大，说明不听他们的话，照样会有好下场。听他们的话，循规蹈矩，是当不了反革命，但也绝写不出感人泪下的作文。父母并不永远正确！没有父母帮助也能成功。这次高考胜利，大大增强了自己的自信心：我也是有一点点力量的，能摔倒人生路上的庞大对手。

　　因为我考上了北大，我妈不久就给我来信，让我回家去了。临行前我们几个北京知青在一起喝了一顿。此时，我的《血色黄昏》初稿也快完成了。我在家过完了春节，就直接从家里进了北大。高考对我命运的改变太大了。我从一个偏僻的小城市到了北京，从被父母驱逐出门外到又被接纳，我爱恋多年的心上人的姐姐很理解我，她把我写的《血色黄昏》给妹妹看，心上人看了以后非常感动，1978年春节她是回北京过的，还到了我家。在北大就学期间，我们一直有联系。毕业后，她分回了北京。后来，因为思想分歧较大，我们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

　　进北大我就跟做梦一样。我不是个好学生，当时教材挺没劲，我也没多大兴趣，功课方面我不太用心，只求及格就行。期间我又跟家里闹翻了，和父母断绝了关系。我心里憋得慌，我自己的经历，搁在别人身上可能过去就过去了。可是，我老是想出这口气了，于是全心修改《血色黄昏》。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准备出版这本书，为此，我们班的女生一人分一摞，帮我抄稿子。遗憾的是，这本书在我上北大期间未能出版，一直到1987年底才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推出。

　　商界

　　“后三届”企业家素描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后三届”不乏其中的优秀代表。

　　由于历史上对其身份的不认可，曾经导致了这个阶层在我们国家的断层。

　　他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和幸运儿。改革开放是他们诞生和成长的摇篮与沃土。

　　30年，他们因改革而生长、而正名、而壮大、而崛起。

　　30年，中国经济格局的成分构成也因着他们而改变、而丰满、而健硕。

　　在此前以及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始终会遭遇来自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并周旋于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间。这是中国特殊的商业环境留给他们的无可回避的深刻影响。

　　商海弄潮30年

　　商海弄潮，潮起潮落，沉浮成败。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为代表都不够客观和公正。于是，我们勾画出“后三届”的企业家群像。

　　第一代企业家

　　多少年以来，在这样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度，从来不缺少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就是没有企业家。倘若勉强说曾经有过，那也不是以“企业家”这个名份出现，那个时候叫“资本家”。两者在政治意义上是大不一样的。

　　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又都不免是个政治问题。这个国家曾经泛政治化。

　　由于人们在政治上对“经商”的难以接受和认同，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企业家联系起来。没错，那时候，大多数优秀的人都不去经商，不像现在。

　　商人这个身份在政治上得到确认，是从1979年开始的。1979年，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得到确认，但获得完整的法律保护却断断续续地经历了20年。新事物的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总有反复，有疑虑，有制约，有障碍…….

　　改革的时代，知识青年中不乏非等闲之辈，弃学弃政，投身商界。

　　恢复高考那一年，在辽宁，沈阳铁路局当工人的马蔚华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11年后他出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杭州出生的张征宇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一直读到博士毕业，1987年自创公司，后来做出第一代PDA掌上电脑“商务通”；在四川，刘永行三兄弟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都上了分数线但是因为“出身成分”不好而没有被录取，兄弟三个一怒之下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养殖场，20年后他们成为当时的“中国首富”。在广州，华南工学院(1988年改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班，三个年纪相近的同学很要好，最小的陈伟荣，来自广东罗定县，还有两个比他大一岁多的黄宏生和李东生分别来自海南五指山和惠州。这三个人，日后分别创办了康佳、创维和TCL三家彩电公司。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青年都如他们般幸运。大多数人还来不及为人们所认识，却已经消失。多年以后，依然存活者不多，于是有幸存活下来的，也就成为了今日的主角和英雄。

　　中国式败局

　　在旧有体制下，民营经济受到体制内的种种束缚。为了求生存，那时候，他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破坏或绕开规则，突破束缚。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聪明的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作家凌志军在以中关村为样本的新作《中国的新革命》中写道：在那时候，政府对于进口商品，除了设置高额关税，还构筑诸多非关税壁垒，比如“进口许可证”和“外汇管理条例”。中关村的企业多为民间自发形成，产销不在政府计划之列，自然无从经由合法渠道获得批文，所以只好另辟蹊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进口他们需要的电子产品。1990年中关村经营电子产品的企业已经超过千家，几乎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与走私者打交道。他们要么是躲避“进口许可证”，要么是偷逃海关税款，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兼有。

　　“改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原来的法规条例进行突破，对不对？突破什么呢？就是‘违规’。你如果是完全按照过去的条条框框，你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肯定什么也做不成。”那个年代过来的企业家这么理解改革。

　　他们也因此而落下了“原罪”。

　　你也可以说，我们的国家曾经是一个法律意识薄弱的国家，规则、秩序混乱。但这一切是需要时间去改变的，在改变之前，越轨行为时常被视若无睹，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无疑激发了早期创业者的热情和想像力，并且给予他们更多空间和更多利益。然而，冒险者也不可避免地遭遇挑战。幸运者洗去昨日的“罪行”成为了今日之英雄，而不幸者则将独自品尝“大败局”的苦楚。

　　在商业社会中，成功并且持久地成功永远是偶然和幸运的，失败则无所不在。于是，长于反省和总结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及时地推出了《大败局》，从近十年的包括健力宝、德隆、顺驰等在内的十个“败局”中，总结了“中国式失败”的经验：民营企业与政商博弈中的弱势地位，缺少对一种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的尊重，缺少对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的遵守，缺少对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的敬畏。

　　这都是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计划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特殊的商业环境下孕育的产物。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政商博弈之中，将成为考验中国企业家的最大挑战。

　　那三次商潮

　　这个国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无所不在。

　　回看历史的每一次政策的激励，都会掀起一阵经商潮。在改革30年中大概经历了三次，分别发生在1984年、1987年、1993年。

　　1984年，中国经历了第一次全民经商潮，那一年属于珠江三角洲。全国骚动而热切，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纷纷奔赴此地。吴晓波回忆：这一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生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编写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他发誓要做中国的IBM，不久后，他将南下深圳书写一段高亢而悲壮的生涯；同样也是浙江大学毕业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他发誓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他也将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赵新先，军医大学的教授带着自己的“三九胃泰”在深圳笔架山下开始新的事业；在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

　　“让我们都下海吧”，彼时，经商之风已经盛行，人们不约而同地用“下海”来描述“经商”。

　　时间来到了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