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与股权继承分离

　　徐萍平主持的“创业班”一开始并非严格地针对“富二代”，而只是“有创业需要的年轻人”。“2004年商学院开办创业班，是受美国国家独立企业联盟调查研究的启发，‘2/3的企业家来自拥有企业的家庭，原因是他们能获得有关企业的感性认识和创办企业的意识’。”徐萍平说，结果却大出他们意料。

　　“尤其是第二届，报名时一下子来了100多人。不少希望孩子接班的学生家长直接给老师打电话，着重介绍自家企业规模多大，希望孩子能到创业班来学习。很多学生在面试时也就主动告诉我们，家里的厂有多大、资产有多少万元。”徐萍平说，“我们第一届招生时候，并没有明确考虑学生要有怎样的家庭背景，后来有记者来采访，我现场统计了一下报名表，才发现30个学生里有一半以上是民企老板子女，千百万元资产的很多。”从第一届招生开始，学生的家庭背景就作为考虑因素之一被专门列入报名表，但发现这个真实的比例之后，徐萍平们就再也不敢统计和公开这个关于财产的真实数据了，“怕被误解和炒作”。

　　而同样是在浙江开办的、由宁波方太厨具的董事长茅理翔牵头的“中国家族企业专修班”也遇到了类似情况:一些前来报名的学员把家里的两个保镖都带来了。据说，“直到所有学员都相互熟悉，确认安全之后，保镖才离开学校”。

　　现在，众多富豪把子女送到了国外，而且是最好的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哈佛与耶鲁。有趣的是，文化素养高一些的往往把孩子送到英国，而相对文化较低的富豪父母选择子女去美国念书。

　　很难说“富二代”接掌财富的时刻已经真正开始，几乎每一个“富二代”身后都隐现着上辈的强势身影。这场提前开始的财富转移，仍然可以看做是上代富人主动安排家族财富版图的延续。浙江商业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发起了《浙江商人培育继承人方式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其中，45%以上的人认为目前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不愿意接受其父辈的事业”。杨轶清告诉本刊记者。

　　连续几年的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照例没有更多关于刘畅的信息，尽管这位往任中国首富的女儿已经更早出现在民生银行和金鹰成长基金的股东名单中。这与刘永好定下的规矩有关，他希望女儿10年内不在媒体面前曝光。从财富转移到真正接班，刘永好预留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间。

　　中国家族企业经营权的接班和股权继承的分离仍没有现成的样本可参照，“国外家族企业都有基金会，以家族的名义进行经营，但基金的继承者本人不可以随意操纵这些私有财产，需要有职业经理人和监督机构经营，这样，决策者和公司的经营者都有明确目的”。家族企业研究者陈志立说，而在中国，财富的控制权的旁落始终是这场代际转移中的最大隐患。

　　浙江中宝集团董事长吴良定的提前布局就完全出于他的规划。吴良定自己创办的中宝集团派生出了万丰奥特集团和日发集团，分别由夫人和大儿子任董事长，自己仍然担任中宝董事长。老二是女儿，在中宝国际贸易部当老总;老三是儿子，在南航工作，老四在英国读书，将来可能是吴良定的接班人，老五还在上学。夫人、女儿、大儿子和老四都做了明确安排，老三和老五都不在家族企业内上班，可以给予部分股权的方式来继承部分财产。

　　一名观察者分析，吴良定的这3家集团公司业务各不相同，在产权上完全独立，互不控股，但家族的个人分别在3家公司里占有股份，3个人的股份加在一起能绝对控股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以万丰奥特集团为例，吴的夫人陈爱莲任董事长，占40%股份，是第一大股东。吴良定占23%，大儿子吴捷占4%，女儿占百分之零点几的股份，其余股份为家族以外的股东所占有。万丰集团下面的10家子公司，每家子公司都由集团控股65%，其余35%为家族以外的人所有。这种分权而立的扁平结构让吴良定解决了多人财产的转移分配。吴良定说，“我把帽子戴在头上，把根子落在底下，你到工商局去查，这几家公司是互不关联的公司，查到下面才会发现股东都是一家人，是一个家族在控股的”。

　　“无论第一代富人对财产做出怎样的安排，财富过渡到二代手中，控制人的强势一定会有所减弱，民营企业的社会化是个必然的趋势。”陈志立说，“随着财富转移中股权结构的改变，中国民间财富会相应地呈现出由隐秘到透明的过程。”

　　新财富的旧传统

　　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富二代和一代的财富交接，某种意义上，可能意味着两种经营模式的碰撞。“现在富人通常的做法是，把下一代送往欧美最有名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却发现子女的学院训练和他们的经营传统格格不入，第二代尽管娴熟华尔街的运作模式，却往往无法和父辈一样掌握国内政商环境。”陈志立说。这场游戏并不仅是打造一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是要在本地市场获得认可、打开局面。亚洲家族企业的共性是它们的成长都充满人际智慧，这种经验“不是在哈佛可以学到的”。

　　陈凛被互联网经济的热潮推回中国时，已经在瑞士银行做了3年投资业务。他后来说到自己和父亲陈逸飞对待财富观念上的最大差异时认为，“他是从做实业的角度考虑，我是从投资的角度”。这位读完初中即去美国上学、毕业于美国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大学工商管理系的年轻人在2000年办了网站，几个月后就解散了。“我把股东的钱退还，开始帮父亲做融资。”陈凛说，是他说服了父亲接受风险投资。之后，陈凛对父亲说，他可以证明给父亲看，即使不用一分钱，也可以做成事。

　　陈凛是一部分“富二代”的代表人物。他回国后，经常举办以商务交流为主的派对活动，他和江南春的一次合作据说就始于这样的派对。

　　热衷于媒体与投资的陈凛看上去对逸飞集团本来的业务兴趣不大。他被自己的投资理想激励着，似乎已不大可能在传统产业上停留。他的想法是:做一个“盘子”，引进资金和管理层，这样就不会再像父亲一样累。陈逸飞的服饰公司也曾引进过职业经理人，效果不好。陈凛回忆，“当时服装公司做了两三年了，再做下去肯定很累，我建议父亲引进风险投资。我跟他讲，家族性企业会做得很累，你在画画，还想拍电影，最好是能把担子卸下来一些，让别人进来帮我们一起做。我说，100块钱的百分之百跟1亿元的百分之一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跟别人一起做大。股份的稀释是难免的，但是一个盘子做大后，你占到1%到2%已经不得了了。我父亲相对比较传统，我当时慢慢儿地跟他讲，把他的思路改过来。这有一个过程”。

　　一代和二代富人的差异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被很多观察者注意到的，新富诞生的“知识化”可能会是个过于表面的判断。“中国的财富传承并不意味旧传统在代际转移之间彻底割裂，相反，上一代正想方设法把他们所具备的社会资本和财产捆绑在一起交给下一代。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传承才更有安全感。他们从上一代人手上继承到的财富只是资源的一部分，而无形的社会资源背景在这些年轻富人立足的根基上发挥了更决定性的作用。”陈志立说。

　　陈凛是知道主动运用这种资源的年轻人。“我本来是做金融投资的。我觉得在中国做生意不需要投什么钱，国外有大笔钱可以给你用，全部是资源。在中国做生意难在没有资源或人脉关系，这是最主要的。”他说，“我的做法更倾向于做一个盘子，让风险基金、兼并基金、私募基金进来，让管理层进来，给他一些股份，让他去做就好了。实际上，很多事情做起来是一分钱都不需要的。我父亲在全国有这么多的资源，朋友遍布各行各业，这些人也都想做很多事情。而民营企业家懂英文的很少，懂国际资本运作的人更少，他们往往是单打独斗，靠自己在做。国际上的资本对国内又不了解。我们逸飞公司是一个桥梁，我们可以把国外的资本带进来，把国内的带出去，联结所有人做生意。我们提出一个概念，找到一个平台，像搭积木一样，把这些东西都搭上去就好了。”

　　在这场充满中国特色的代际转移中，社会资本隐含在财富中被共同转移，事实上被很多研究者所忽略。今年7月5日，23岁的彭海涛因为他创办的“锦天科技”被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斥资1亿元收购而一举进入中国“富二代”中的亿万富翁行列。这个被称为“中国版盖茨”的年轻人除了Highway高速全3D研制网络游戏引擎外，出身背景同样被收购方所看中。“西南地区是中国网络游戏非常重要的大区，希望占领这个巨大市场的‘盛大’当然不会做一个高达1亿元的冲动买卖”。分析人士说，“彭海涛的父亲彭国权是成都的房地产大亨，在西南的政府背景极深。彭海涛的‘锦天’在西南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也很高，甚至得到了不少政府专项支持，很多方面在政策上也是一路绿灯，在盛大看来，这点恐怕比技术更管用。”

　　“财富”的大市场

　　21岁的姚思睿被JP摩根私人银行邀请参加了他们的数场“下一代领导能力”研讨会，已经拥有山西一家民营焦化企业大部分股权的姚思睿现在仍是新加坡一所大学的学生。

　　姚思睿现在要提前回国，参与家族企业管理。去年5月，她前往上海参加了这个为期3天的“维持家族企业”研讨会。每天早上从健身房开始，接着是8到9个小时的研讨会，讨论“数代人的财富”——从管理财富说到转移财富。当然，姚思睿观看的是家族财富传承的“国外教程”——她们被安排看《李尔王》的录像，以说明代代相传中的问题。

　　“我希望从中知道的是，其他家族是如何处理所有这些领导权问题的？其他家族是如何讨论钱的？”她说。JP摩根在上海的几家顶级餐厅和俱乐部为与会者准备了酒宴，这样他们就能自己交谈。“最好的就是荔枝马提尼酒了。”姚思睿告诉本刊记者，“在这种确实放松的环境下喝酒，你可以谈论你的家族，而且你知道不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

　　这正是私人银行希望达到的融洽相处状态——认真上课一整天后在一座顶级城市放松，当然客户为此要支付不菲的费用。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来自其他地方、和他们相似的人。JP摩根私人银行对年龄21至30岁、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美元的客户推荐其“下一代”(NextGen)训练营，另一个名为“投资原则”的5天训练营把财务基础知识教给这些“富二代”。他们认为，“第二和第三代人的领导权是迥异的，富二代的财富观念和技巧需要全新塑造”。

　　JP摩根不是唯一一家这样做的银行。过去5年里，花旗集团私人银行在纽约开了1门课程，并在新加坡加开了1门，专注于亚洲特有问题。汇丰银行提供1门课程，课程构想专注于顶级拉美客户的子女。瓦乔维亚银行雇了一位哲学家来仔细研究这类事务。许多金融企业，从雷曼兄弟到北方信托，更多采用个别辅导的方式。

　　中国的“富二代”现在还只能在国外银行接受这种特殊的金融延伸服务，而中国的这块市场已经越来越被银行家们重视。“很多亚洲企业家属于制造财富的第一代商人，家族事业和管理、继承计划、所有权等，都是他们切实考虑的事宜。”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北亚区私人银行部主管耿安联对本刊记者说，“从2003年起与瑞士圣加伦大学合作推行国际年轻投资者计划;2005年专为150多位亚洲客户而设，通过讲座、投资组合游戏等活动，让他们全面了解家族和下一代面临的挑战。去年年底，瑞信又推出亚洲家族财富延续计划，参加者是15个家族及其介乎21～35岁的子女。”

　　私人银行正打算充分利用中国财富转移的10年，将它转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财富本身就是个大市场。-

　　(感谢《中国企业家》记者刘建强的资料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