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势点上的人们

　　1992年对于中国商业来说是个“转势点”。

　　这个从一个名叫康柏华的股民自杀开始的年份，起头颇为凄凉。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14年，下一步往哪里走，要看整个气候。在3年的徘徊之后，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光亮，所有人都明白，天总会亮起来的，但是在何时却是一个问题。

　　1989年后的3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着经济上的高压政策。它们都在冷眼旁观着中国将会往何处去，而这个国家里刚刚得到一些财富的商业家们，也都在为下一步怎么走而颇费周折。宗庆后在杭州自己的工厂为生产规模如何扩大而犯愁，虽然他的产品供不应求，但要不要扩张却要决定于政治气候，如果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再延续的话，杭州罐头食品厂虽然已经要破产，但校办企业娃哈哈是不可能把它一口吞下的；成都的刘家兄弟们因为有人告他们漏税，害怕加生气之下要把工厂送给政府，这还算好的，因为当地政府没要他们的工厂；后来成为中国造车第一人的李书福这时候倒是真的把自己的工厂送给了政府，自己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到了年中，聪明人已经从《深圳特区报》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里看出了味道，邓公南巡的不寻常味道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后来的发展趋势。刘家兄弟中的老四刘永好兴冲冲地拿着报纸让他的二哥刘永行看，他们决定要让他们的希望集团来一个大发展；而杭州的官员们当然也得到了消息，160人的娃哈哈兼并了罐头厂，虽然罐头厂的工人们一开始很不接受，但结果却是一直闲来无事的他们后来一直忙个不停，收入也上升了；而那个被台州人尊为商界领袖的李书福，在深圳也找到了一种叫镁铝曲板的装饰材料，迅速地办起了第二个工厂。邓公再次打开了闸门，激情重新充满了整个中国。

　　之所以说1992年是中国商业的转势点，是因为有意识的下海已经成为一种风潮。解决贫困已经不再是下海的唯一目的，追求改变自己平淡的人生成为1992年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的主要潮流。一名现在还在商海里闯荡的大学教师说起他的下海原因说，1993年他去买猪肉，小贩无意中透露，卖出一头猪可以赚的钱是他一月的工资，而这使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公职。“那样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我不愿意再过下去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说法。另一个大学教师马云的表达是：“当时只要有一个人对我说，马云，我们一起去开个馄饨店吧，很赚钱的，我也就去了。”而背景是他在学校里已经快被提升成外办主任了。

　　到商海发财去！闻到了邓公南巡所带来的气味的中国精英层再一次纷纷跳下海去。

　　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人们评说康柏华的自杀就有了明确的倾向——他太悲观了。虽然他亏损的6500元人民币在当时看起来数目不小，但他买的股票后来是大幅盈利的。他只要再坚持一下，情况就根本不同。

　　混乱的年代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形象来形容在中国商业海洋里游泳的人们。一种粗略的分法是把他们分为：无所不为的生意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和改变社会形态的企业家。

　　最初，赚钱是所有这些人的根本前提，一旦下了海，钱是必须的，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必须用钱来买。

　　正是因为如此，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几乎都把自己的企业当成一个封闭的体系来经营，在这个体系里，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国王。而这种心态，导致了大量的失败案例。

　　在所有这些著名案件中，我们隐约可以看见的，是两件东西：钱和权力。作为企业家，这些本来可能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从人群中浮现出来，但他们所能用来维持自己的风光的，也就是钱和权力这两件东西，因此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钱和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平衡。而当他们年迈，即将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心理的不平衡使得他们走向了这样的末路。整个90年代，这样的故事不绝地上演。

　　但即便这样，由于劳资双方在谈判地位上的绝对不平等，处于劳方的人们还是不断地试图向资方转化，所有的下海者都怀揣梦想：改变人生、改善生活、甚至影响世界。

　　这里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但无疑，他们都是最有勇气的人，也都是最勤奋的人。他们主观上为生存而战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商品世界的极大丰富。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初，因为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人们只要下海，凭着勇气就能发财。而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就开始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老板们的盈利空间还相当大，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亟待转化，在他们进入工业岗位之时，市场还是提供了三赢的空间：民工们的收入有大幅上升、企业从规模的扩大中得到规模效益，而商品价格可以由企业的大型化而得到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新兴的中国大型企业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价格战来取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整个90年代，在几乎所有的商品市场上，中国企业都采用了低价来冲击市场，先拿到市场份额再说。在本土的家电市场，彩电论斤卖，一台彩电只赚50块钱；在饮料市场，纷至沓来的中国本土品牌倒下一个又上来一个，以比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低5毛甚至1块的价钱争夺市场；在洗理市场、在保健品市场、在汽车摩托车市场，这种竞争，甚至杀到带有第四种权力的桂冠的媒体身上，报纸的价格一时间甚至低于它被当成废纸卖的价格。价格战到此时，已经近似疯狂。

　　后来回顾，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经的路程。对于中国商业的参与者来说，没有别的出路，技术和规则都早已确定。唯一的道路只有品牌——中国企业只有获得了品牌优势，才有可能在本无希望的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而品牌的关键是认知，只有让消费者通过产品的优劣体验到企业的强弱，好评才有可能得到。怎样让他们体验到产品？只有低价。这是一个强者更强而弱者恒弱的过程，也是一个商业从兴起走向秩序的前夜。

　　混战中最容易出现英雄，无论是TCL的李东生、爱多的胡志标，还是联想的柳传志、中兴的侯为贵、华为的任正非还是长虹的倪润峰，这些在人们心中的商业英雄，几乎都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消费者们对这些名字和面孔熟悉无比，是因为他们一次次地曝光在各种场合，而消费者也从他们发动的一次次价格战中获得了大幅度的实惠。此时的商业英雄，真正成为老百姓的英雄，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地为公众带来了利益。

　　同样无可否认，他们是一时的风云人物，而且他们通过价格战，他们和他们的企业获得了钢铁一般的神经和战斗力。但他们是真正的赢家吗？

　　未必。

　　1997年

　　在这15年中，1997年是中国的一个节点。这一年，中国失去了近代以来的一个伟人：邓小平。

　　来的是金融风暴。中国人在享受了10年的高速成长之后，在1997年碰到了第一次紧缩。而对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来说，这场由东南亚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经济波动，也正是对中国经济的一次洗礼。

　　这是个黑暗的年代，15年来带动中国发展的一个发动机——外贸几乎完全陷入了空转，因此而带来的资金紧张使得中国企业开始了批量的被淘汰，中国商人和企业家们第一次尝到了真正被淘汰的苦果。而为了平衡增速，政府不得不把最后的三张牌——教育、医疗和住房投入了市场，以民众福利的形态改变来强行加速中国经济。

　　虽然给日后带来相当大的隐患，但这三张牌止住了中国的经济失速。当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危险地保在了8%这个平衡速度之上，而且中国政府获得了“负责任的大国”这样一个正面形象。当然，民众将为这个形象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这三个领域一经市场化就无可挽回，节节放大之后，他们很快陷入了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和孩子上不起学的困境之中。民众与企业，开始在这个节点上实现了利益互换——民众的利益开始回流到企业——几乎所有著名的企业都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分到了一杯羹。

　　应该说，1997年前中国的传统行业，已经开始从混乱走向秩序。每一个开放的行业，都已经有企业占领了高地，其中民营企业占到了很大一部分，他们表现出来的活力和效率使他们在低资金门槛和高劳动密集的行业中很快占有优势；而跨国公司则占有了高资本门槛和高技术密度的平台；国有企业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步步后退，在政府的资金补贴和准入门槛后面勉强保持着地位。

　　当然，也有例外。在一些企业强人的领导下，一些国企和集体企业采用了混合所有制的形式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像海尔，虽然张瑞敏的年收入保持在可笑的7万元左右的水平上，但以职位、个人能力和变通的薪酬体系变化，保持住了整个企业中人的竞争能力和向上的精神，从而使企业在行业中站稳了脚。

　　1997年，另一束光亮开始悄悄地照耀着中国。那就是互联网，基于已经发展了10年的IT技术。中国互联网行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这些诞生于黑暗之中的婴儿，需要自己去摸索未来之路。但这是一个中国企业与全球可以同步探索未知的行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这个行业起步之时，其落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优势——比如说，它可以直接铺设光纤网，而不需要把发达国家已经全部铺设完毕的铜缆网挖出来再铺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