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整合各种讯息后，给蒋介石呈上了一份堪称完整的报告，针对从抗战胜利以来那些与研制原子弹有关的情报来源，一一过滤其可行性和真实性后，向蒋介石提出简要报告。陈诚在1946年7月24日提出的这份报告中表示：

　　“1、日人西田已返国，未能晤及其所拟计划。可注意之部分，仅为日人调查我国北部铀矿之结果，所以‘提炼’及‘化学’部分俱无具体计划。该日人既离华，其调查结果现亦法取得。

　　2、日侨石原茂光等所拟之计划及图样等，多属谬误，显未受物理与化学基本训练，无考虑之价值。

　　3、探询日人古川等之行踪皆无结果。

　　4、日俘平尾等三人，至6月18日(吴大猷离国时)，尚未抵平，已函吕参谋长，请其与北大郑华炽教授接洽。”

　　陈诚在这份报告中，说明自抗战胜利后，各种有关日本科研人员在中国研究原子弹的讯息，经过国民党当局逐一查证过滤，其结果似乎都是“确有此事，但是查无实据”。

　　然而，对研发原子弹产生高度兴趣的蒋介石，已经把注意力从寻求日本专家协助的方向，转移到由中国人自行研制的途径。陈诚的报告结尾提到的北大教授吴大猷、郑华炽等人，就是受命组织班底研制原子弹的第一批中国物理专家。

　　其实，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北平遗留有日本原子弹专家的情报前，蒋介石正悄悄计划着中国人自行研制原子弹的可能性，负责执行此计划的是兵工署副署长俞大维。

　　国民党当局斯时尚未“还都”南京，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当时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吴教授悉由俞大维保荐给蒋介石，俞氏建议由吴大猷担任原子弹计划的专家核心。蒋介石晤见吴大猷时表示，他已下令拟给经费10万法币，启动这项秘密计划，并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

　　吴大猷向蒋介石建言，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问题，最重要的是人才问题，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蒋介石当即向吴大猷承诺，美国退还清朝赔偿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可以拨用为奖助人才赴美国深造的经费，至于人才名单，则请吴大猷选拔开具。

　　于是，在吴大猷带领下，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这批研习物理学的年轻学子踏上了美国的留学旅途。只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三四年后，国民党即从大陆全面溃败，撤退台湾。朱光亚等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于1964年10月研制成功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蒋介石召见过吴大猷后，交待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应延聘集中人才继续积极开展原子弹研发过程。除吴大猷外，其时担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主任的郑华炽、知名化学学者曾昭抡(曾氏为曾国藩曾孙)、数学家华罗庚，皆为兵工署研发原子弹的核心专家。

　　吴大猷等人选定的年轻学者，陆续赴美深造，中国的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启动。1946年6月，一个以研制原子弹为核心任务的单位正式组成，这个名为“原子能研究委员会”的特殊单位，也是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后，第一个成立的防务科技研究单位。但由于事涉机密，这个单位始终是只在台面下秘密运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和早先成立的“国防科学委员会”密切配合，展开原子弹研发作业。

　　内战后胎死腹中

　　然而，随着中国局势的日益紧张，以及战役开打，国民党当局的军费呈捉襟见肘之势。为了研制原子弹而派遣的年轻学者，仍在美国继续深造之中，当局仍然持续供给经费。但为了节约经费预算，“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徒然维持着虚有其表的空壳子，研制原子弹的组织单位不仅不再扩大，还有逐步缩减的打算。从白崇禧草拟计划扩大研发原子弹却遭上级否决的密件公文，可以窥见国民党当局原子弹计划逐步胎死腹中的端倪。

　　白崇禧于1947年4月21日，呈送了一份要件简报给蒋介石，建议蒋介石“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这份公文发出后，有如石沉大海，完全没有下文。一个多月后，由蒋介石兼任院长的民国政府行政院，终于把这公文递送到蒋介石的办公室。蒋介石在白崇禧这份公文上批示：“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需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拟应缓办。”上校参谋陈廷缜在白崇禧这份公文的“拟办”栏中写下：“本案经饬据行政院5月30日核议，拟从缓办理。”担任当时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则以红铅笔，写下“如拟”二字。

　　“如拟”，即意味着本来计划大张旗鼓的“原子物理研究所”，最后终因内战军费支出过于庞大，蒋介石被迫“忍痛割爱”，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期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即如昙花一现。原子弹计划搁置后不到三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他二度准备研制原子弹，已是四五年后的事。(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