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是只管祝寿啊!”

　　周总理是处理内政外交重大问题的高手，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和倚重。在第一次访苏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无论政治上还是外交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次访问的成功是与周总理的鼎力协助分不开的。作为卫士我从始至终跟随在毛主席身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毛主席在一次与少奇、总理研究访苏一事时，总理说：“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的生日，苏联准备庆贺。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同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适合。”

　　毛主席却半开玩笑地说：“我可是只管祝寿啊!有关中苏双方的会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情，还得靠你这位政务院总理了。”

　　周总理很了解主席的情况，也很理解毛主席的心情。他深知建国前后毛主席特别劳累，体力不支，需要休息，恢复体力。他诚恳地表示：“主席可以先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毛主席高兴地说。同时又叮嘱总理在国内要做好充分准备并与苏方及时联系。

　　对于毛主席的访问，斯大林和苏联党、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最高规格的接待，祝寿活动也是很成功的。但在会谈、签约等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顺利。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斯大林终于搞明白了毛主席这次访问的意图和打算：他要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即废除旧约，签订新条约，而且这些具体工作一定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前来处理。

　　这些前提性的问题决定后，毛主席电告国内的周总理，并商定了工作日程。此后他才放心到列宁格勒等地参观。

　　1950年1月20日，周总理一行抵达莫斯科。

　　由于准备充分，到莫斯科第三天，即1月22日，便开始了正式会谈。毛主席、周总理与斯大林会谈；李富春、王稼祥与维辛斯基会谈。师哲任翻译。

　　会谈中，涉及很多重大问题，如新旧条约问题、中长铁路问题、旅顺港问题、贸易问题，以及所谓的第三国公民进入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问题，双方进行了充分讨论。总的说会谈还是顺利的，在每个重大问题的会谈中，常常是斯大林让中方先发表意见，而中方的原则意见又常常是毛主席先提出来，再由周总理具体说明，或与苏方讨论。在个别问题上斯大林和苏方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对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原则问题上则据理力争，决不让步。

　　苏方感慨毛周“相得益彰”

　　整个会谈，周恩来始终是中方的主要发言人。条约的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述，主要由周总理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定。而在这些本来是双方共同进行的工作中，周总理也是主要角色。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拟，开始由苏方根据双方达成的意向行文。草稿写出后，中方不满意，认为有些内容没写进去，有的内容表述得不理想。中方决定由自己重搞一个文稿。于是周总理亲自动手，他用两天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苏方看后表示满意。他们没想到中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起草出这样高水平的文件。后来，一位苏方人员颇有感慨地说：“你们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啊!”

　　毛主席访苏期间，斯大林曾给毛主席打过三次电话，一方面询问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一方面询问这次访问有什么打算和要求。由于种种原因后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并没沟通好，双方都很焦急，甚至产生错觉和疑虑。当毛主席坚定而明确地表示：“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时，斯大林才明白主席的想法，并改变原来不想让周总理参加谈判的想法。周总理来后，会谈进展顺利，斯大林再没有来过电话。大概斯大林才搞明白毛主席对周总理的信任，以及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地位和角色。

　　毛主席后期的轻松和愉快还表现在会谈中，毛主席管原则、管方向，周总理管操作、管细节；毛主席听得多，说得少；周总理做得多，汇报多。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后期毛主席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等电影，去研究“拿破仑”。而正是这个时候在周总理参与下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周总理的外交风采是举世公认的，我们举办的酒会便是“好戏”之一。

　　条约和协定签字后，中方要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名义举行答谢宴会，斯大林破例出席。宴会规格很高，高朋满座，气氛极其热烈。斯大林和毛主席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人物。其中周总理祝酒词在宴会中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根据酒会事先安排由周总理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事先总理把发言稿给费德林看过，并由他译成俄文拿在手中。总理临场讲话，没拿发言稿，2000多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费德林翻译和表达得也好，赢得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后来人们把总理不用稿的祝酒致词的精彩表演传为美谈。

　　总之，这次访苏的成功确实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携手合作，共同写出的一篇精彩文章。他们的思想是那样的一致，行动是那样的协调，配合是那样的默契，结果是那样的成功，真让人叹为观止啊!

　　千万不要惊动苏方

　　建国前后，周总理和毛主席一样在中央首长中是最忙最累的。在某方面，尤其是统战、行政、外交等方面总理更忙，因为这是他具体负责的工作。他常常忙得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甚至累得流鼻血。

　　1949年3月，中央机关进北平暂住香山双清别墅。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城里、山上两头忙，常常夜里主席在住处召开书记处会。17日晚上正开着会，毛主席有点惊慌地说：“恩来，你的鼻子流血了。”

　　大家一下子把目光都聚到周恩来的鼻子上。这时周恩来下意识地捏住鼻子，说：“拿毛巾！”我当时值班，听说周副主席鼻子流血了，马上跑进会议室，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毛主席拍了我一下，说：“还不快找医生去！”我以为应先止住血，便马上拿来湿毛巾送给周副主席，但毛主席却埋怨地说我：“赶快找人去！”当时门诊所在山下，要走一段路程，我怕救不了急。这时周副主席的卫士成元功也进来了，他并不像我们那么慌张，他说：“不要紧。”说着把酒精棉递上去。

　　“这有什么用？”毛主席生气地说。

　　“主席，周副主席老流鼻血，都是这样处理的。”成元功解释说。

　　“为什么不早报告？”毛主席一边来到周副主席身边，并用湿毛巾轻轻放在周副主席的额头。其他首长也都来到周副主席身边，那种情景是很感人的。

　　事后毛主席找了傅连暲，让他从医疗角度多关心中央领导的身体健康。他还批评了汪东兴，说不掌握领导同志的身体情况，这是官僚主义。汪东兴又教训了成元功一顿。成元功仍然不服气地说：“周副主席有话，不让我说，我怎么办？”

　　谁的责任都不好追究，只好不了了之。

　　根据毛主席指示，周总理带一个庞大的谈判队伍于1950年1月20日到达莫斯科。开始苏方为周总理等人另安排了宾馆。主席深知总理肩上的重担，为了避免周总理两头跑，为了研究工作方便，还是让周总理搬到毛主席住的别墅的二楼。

　　1月28日，毛主席、总理、王稼祥大使、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等一边吃饭，一边听总理汇报与苏方谈判的情况。

　　没想到进行到中间总理的鼻子又出血了。这次毛主席有了经验，马上喊警卫来帮忙，我也马上拿来了湿毛巾，又告诉何谦取酒精棉。何谦更不着慌，他说总理口袋里就有酒精棉。毛主席见何谦不着急的样子生了气，他说：“总理流鼻血，还不赶快拿出酒精棉！”

　　何谦说：“最近总理好几次流鼻血了。”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毛主席更生气了。王稼祥马上解释道：“总理这些日子太累了。”毛主席还没有消气，他大声说：“打电话，赶快让朱仲丽来。”叶子龙马上去挂电话请朱仲丽。

　　总理稍稍有所缓解后，毛主席又提出是否请苏方医生来给总理治病。周总理马上说：“千万不要惊动苏方。”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事情就大了。”王稼祥也说。毛主席听王稼祥这么一说，也不说别的了。

　　王大使说得有道理，一是怕给苏方增加麻烦；二是因为周总理是谈判的主角，如果周总理病了，让苏方知道了必然会影响谈判进程。

　　最后，还是朱仲丽负责此事，让她每天来为周总理治病。毛主席指示朱仲丽在谈判期间，绝不能让总理病倒！

　　在毛主席关怀下，经朱仲丽精心治疗和大家的照顾下，周总理在谈判期间再没有流鼻血，更没有倒下，胜利地完成了谈判任务。

　　“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

　　1950年末。这段时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打响一个多月，胜负未见分晓，毛岸英又刚刚牺牲。为让毛主席减轻负担，平稳情绪，同时完成斯大林建议编辑毛泽东选集之事，中央决定让毛主席到石家庄休息一段时间。

　　这个决定也是周总理的想法。他也深知毛主席休息便意味着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要做更多的工作。但这个决心必须下。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困难重重，百业待兴，政权需要巩固，对外还正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队隔海对峙、并与美帝国主义打仗。这些工作主要压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头上，周总理深知必须加倍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他与毛主席谈话时又流了鼻血。经历了几次，毛主席知道怎样处理这种事了。他叫我和成元功赶快拿酒精棉和湿毛巾，很快止住了血。两人继续谈话。他们俩交换内政、外交、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和下步我们的政策。因这些问题不研究清楚毛主席无法离开北京到石家庄，周总理也无法开展工作。

　　几个月后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两位战友又相聚长谈。这次交谈我们没发现周总理流鼻血，却见他瘦多了。我们不由得一阵心酸。毛主席特别关切地问这段时间是否又流鼻血了？周总理风趣地说：“我现在已摸到规律了，当可能流鼻血时我就增加一点睡眠休息，果真有效！”

　　毛主席也风趣地说：“我们什么时候不打疲劳战了呢？”

　　其实当时总理是硬挺，毛主席回北京没多长时间他就累倒了。

　　毛主席从内心感谢勇挑重担，不辞辛劳的好战友。他与其他领导商量，决定强迫周总理休息。周总理不得已，只好到大连休息了一段时间。(摘自《领袖身边十三年》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