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的风险问题

　　记者：一年以后又有了《焦点访谈》，观众们在那个时期感到了一种新气象。

　　杨伟光:那时候我们《新闻联播》后面有个15分钟的专栏节目，是好几个部门做的，社教、军事什么的，时好时坏，收视率很低，广告也没有多少。我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后面？后来就是《焦点访谈》。

　　记者：《焦点访谈》出来后内部反应如何？

　　杨伟光:出来以后不断有些小毛病，后来在中南海开了一次座谈会，对怎么办好《焦点访谈》进行总结。第一，必须实事求是，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要与人为善，报道这个东西不是出难题，是解决问题；第三个要连续报道，你既然揭露这个问题，人家不理你，这样社会效果不好，尽可能有结果；第四个，对一个地方不要过分集中，一个礼拜搞两三个，受不了；第五个，中央开会的时候，节目不要点哪个人的名，这个很重要。如果那天点他，那是很难过，特别怕领导同志第二天讲话的时候说，昨天《焦点访谈》什么什么，那样不好。

　　《新闻调查》：“说明那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

　　记者：看起来当初《焦点访谈》的路子还是对的，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杨伟光:《焦点访谈》出来以后，很轰动，领导群众都关心。到了1996年，我想我们还是没有一个深度的评论性的节目，要有像美国《新闻60分钟》这样的节目，这样才算改革差不多了。后来《新闻调查》方案就这么定了，然后开始操作。

　　记者：《新闻调查》节目曾经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也面临尴尬，有些老百姓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可现在舆论监督节目的成活率只有50%，这对《新闻调查》来说成本特别高，风险特别大。

　　杨伟光:这看你分析得好不好。我的体会，而且我认为很多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来讲，而在于你怎么样讲。真正不能出题的很少，那是你把握不好。你们现在能有50%，毕竟还是50%，说明你那个50%的选题和分析的角度肯定有毛病，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能奔着80%、90%。

　　记者：1990年代前期的时候，那时《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报道比例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现在退得厉害，《新闻调查》也退得厉害，时代发展了，舆论监督反倒越弱了么？

　　杨伟光:当时抓社会问题，因为《新闻调查》一个礼拜才一次，矛头指向性不一定是哪个领导哪个单位，确实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焦点”有时候也是，做一点社会问题。现在有的省委书记、省长就怕查出来什么问题，影响他们再升官，影响他们的官位。

　　记者：您觉得目前做哪些选题更好？

　　杨伟光:还是要多发现社会问题，比如现在儿童教育有很多问题。一种是小皇帝谁都不能动，贾宝玉一样，贾母全包了。一种是望子成龙，什么家庭教师乱七八糟，你们能分析一下很好。还有我们的浪费现在太大。你找找浪费现象，做做题目看看。这个肯定能播。

　　记者：《新闻调查》以前有一段时间做鸿篇巨制较多，例如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命题，不知道这种选题是否来自您的趣味，还是栏目自己的选题？

　　杨伟光:你刚才讲的这些题目，让我选的话我不选。让杂志去登。

　　《实话实说》：“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

　　记者：从1992年到1996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来自您个人的想法么？

　　杨伟光:我觉得客观上是这样。如果不是我当台长不一定有这个创新。因为很难的。我自己很注意把握。我讲“度”，我不激进，太激进非出事不可。还一个，我很多思想很多观点是得到丁关根的支持的，我跟他们汇报，他们认为很好。

　　记者：在实现您的这些设想时，当时有哪些困惑或者压力？

　　杨伟光:很难。做节目总体上我这样把握，因为我们每年不会干很多事，改革的事情都是我亲自操作的，特别是新闻，我的本行，我的优势。我长期形成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我是一步一步走。这些改革里面，惟一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实话实说》。我提的是《新闻调查》，1996年的《新闻调查》。如果说我完成整个新闻改革逐步的深入，那么《新闻调查》是到了一个高峰。后来有人弄了一个《实话实说》，播了几期以后出毛病了，不是大毛病，小毛病，但是很伤感情。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孩，崔永元问他，长大以后什么理想？他说长大以后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这本来也可以，结果崔永元问他，北京大学也还可以。这一句话观众不干了，当然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观众觉得这样瞧不起自己，一下来火气。我说你们注意一下别伤民族感情的，虽然不是政治问题。第二次又出了也是同类问题，第三次又出，我有点生气了，你们是不是我说的都无所谓？！我说这样，《实话实说》节目不播了，先总结经验，一个月没有播，有人传了一个消息，说《实话实说》因为乱说，某个中央领导有意见，停了，实际跟他没有关系。

　　新闻观：“太兴奋了会把事情做坏，太担心了也会把事情做坏”

　　记者：您当台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来自公关的压力，把某个节目毙了？

　　杨伟光:我不是没有枪毙过节目，我枪毙过。一个时期，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不然为什么要审查？最典型的一次，克拉玛依大火死了一些小孩，我看完这个节目，节目做得很好，也很感人，但我说克拉玛依的群众情绪躁动得很厉害，我说这个节目播了以后，是会对当地群众情绪的一种平息，还是火上浇油？如果火上浇油的话，就不能播，如果能平息他们的情绪，不会闹事那就可以。问题是那边已经白热化了，你现在播了这个，会使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亲友愤怒起来以后，向领导施加压力。结果那记者哭着抬不起头。三天以后，中宣部发出正式通知，克拉玛依有关报道不要再报，局势很不稳定。大家说杨台把节目压了是对的。

　　记者：您一直所说的新闻上的“度”有什么标准么？

　　杨伟光:这个“度”很难用尺子，要完全根据当时的政治气侯，观众的思想状况，和这个问题应该谈到什么程度来决定的。“度”，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艺术，也是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关键。政治上的把握就是这样。很多人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做砸了，是不注意“度”的把握，太兴奋了把事情做坏了，太担心了也把事情做坏了，心态非常正常就把事情做好了。

　　记者：你们那一代人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提供点经验吗？

　　杨伟光:我那代人一个是机遇比较好，大家心很齐。一天到晚全干活，就是把活干好。我们做事情都很认真。事实上是前一个改革为下一个改革已经铺垫了，让人有了思想准备，而下一个改革是前一个改革的必然的延伸。你想想，如果在1993年播《新闻调查》行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1993年把《焦点访谈》放在《新闻联播》后面行不行？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些东西要判断当时领导接受的程度，你要培养他适应这样，不断往下走。一句话，欲速则不达。（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