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1日晚上，一场发生在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飞达鞋面加工厂的大火吞噬了37条生命，另有19人受伤。惨剧背后所显露的，不仅是遍地开花的家庭小作坊所无法规避的安全隐患，更有像莆田制鞋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化升级中所面临的无奈和挑战。

　　从莆田市区坐小巴车，不用1小时就到了秀屿区笏石镇。因为是区政府所在地，小镇还算繁华，2元钱起步的“摩的”如雨天前的蜻蜓般成群结队，各色广告牌密密麻麻。飞达鞋面加工厂就位于北埔新街西天尾停车场旁的一条巷子里，所租用的五层商住楼被熏得漆黑，门前堆放着被烧变形的数辆自行车和摩托车。虽然大火已经过去整整两天，但现场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旁边的小饭馆和网吧已经关闭，十几位消防队员正在一片烧焦的废墟中进出。参与戒严的一位警察告诉记者，他们正在寻找有助于调查事故原因的蛛丝马迹。

　　附近的目击者在向记者描述那天晚上的情景时，用的最多的词就是“噩梦”，更多目击者表示了对公布的起火时间和伤亡人数的怀疑，“21点半大火就烧起来了，平时有上百号人在里面上班，光装尸体的袋子就拉了两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告诉记者。有的目击者对消防救援表示不满:“先赶到的秀屿区消防队，连水管子都是破的。”但莆田市消防支队拒绝就此接受记者采访。

　　有关火灾的经过，即便是幸存者也无法给出整体描述。“大火从一楼蹿上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等反应过来赶紧跑，已经来不及了。”躺在九五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陈秀娟(化名)记忆已经有些模糊，“早晨刚拉来的布料就堆在一楼，满满的一屋子”。据她介绍，当时在二楼和三楼加班干活的工人转眼间就被浓重的黑烟包围，加之断电，“漆黑一片，大家慌张得很，都挤在楼梯上想往下跑，但下面的火大烟大，根本出不去”。

　　情急之下，陈秀娟从二楼阳台跳到旁边的一堵墙上，又跳到地上，虽然右腿膝盖被摔成粉碎性骨折，但“好歹捡了条命”。紧接着，有四五个人也从二楼跳下，她们与跑到楼顶的十几人成为大火中的幸存者，而更多工人则被大火和浓烟迅速吞噬。在九五医院，记者看到了一份“10·21”火灾事故伤者名单，19名受伤工人中，大部分属烧伤和吸入性灼伤，至今仍有3名危重伤员，2名重伤员。

　　飞达鞋面加工厂属于典型的“三合一”(仓储、生产、生活集中在一起)场所。位于一楼的三户单元房被打通，用于储存鞋面布料，二三楼为生产车间，四楼住老板一家，五楼为工人宿舍，只有一个楼梯上下。楼顶上加盖了一间简易棚为厨房，五楼住不下的工人有时也挤在这里睡觉。一位曾在鞋厂上班的女工告诉记者，五楼是用木板隔成的一个个小房间，“一共五六间，每间住七八个人，有时候挤不下就去厨房住”。至于鞋厂到底有多少工人上班，在记者采访过的五位女工中，谁也无法说清。

　　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同样不知情的甚至还有工资的算法。虽然是按件计费，但他们只知道自己一天做了多少件，却不知道每件的价钱，“曾经问过老板，但他说每道工序的价钱不一样，没法算”。在陈秀娟家中，记者看到一个她用来记录劳动量的小本子，“5月31日，二楼指令:修鞋舌645双;6月1日，二楼指令:粘鞋布1021双”。陈秀娟每个月能领到1000元左右，“算是高工资的，一般人也就七八百元”。丈夫前几年早逝，就是这1000元，负担着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最小的儿子已经18岁，从初二退学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活干，在他眼中，母亲“每天天刚亮就去厂子干活，一直到晚上22点多，有时候到半夜零点，只有周六不加班。三餐都是从家里带点米饭，开水一泡就着酸菜吃”。即便厂子离家步行不过10分钟，但陈秀娟大多数时候还是选择住在厂子里，“因为去年有一次半夜回家时遭过抢劫”。

　　据飞达鞋厂的一位女工介绍，厂里活多的时候有100多位工人上班，大多来自老板陈宗飞的家乡秀屿区埭头镇，其中很多人是老板的亲戚。但是，在埭头镇英田村，几乎每个村民听到陈宗飞这个名字时候都警觉地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承认村里确有此人，“但出了这样的事，大家没人敢说”。村支书告诉记者，有“好几个”村民在此次事故中丧生，“还有很多来自相邻的乡镇”。问及陈宗飞以前的经历，他表示“并不清楚”。

　　据10月2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的资料显示，飞达鞋面加工厂注册于2003年12月4日，2004年曾在笏石北埔田厝商业城内进行生产，因属“三合一”加工场被取缔。但据附近林厝村村民反映，鞋厂被取缔后并没消失，而是一直租用村长的房子用于加工生产，直到去年9月才搬迁到现在的地方。在秀屿区工商局注册的经营者黄淑滨是陈宗飞的妻子，“以前是邮政局的临时工”。一位女工告诉记者，陈宗飞的厂子不止这一处，两口子平时很少在厂里，只留两个“管头”当监工，“晚上加班，怕我们偷懒，他们有时把一楼和四楼的大门一锁，就跳舞去了”。

　　火灾当晚并不在厂里的陈宗飞夫妇很快就被当地检察院正式批捕。在一份由当地政府、陈宗飞夫妇及受害者家属三方联合签署的赔偿协议上，每位死者赔偿金额定为162666元。上至公安部、安监总局等国家部委，下至莆田市和秀屿区，相关领导均表示“要从这次事故中吸取教训，严查‘三合一’加工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表示，“这次事故，也算是为迟迟不见效果的整治‘三合一’行动敲响了警钟，再不彻查，就会影响到莆田的发展大局”。

　　其实，今年4月，莆田市人民政府就发布了莆政办〔2007〕63号文件，确立了“三合一”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在这份由市公安消防支队所拟定的方案中，计划到年底结束的整治行动将分五个阶段进行，其中，9月1日至11月30日为重点整治阶段。公开资料也显示，“笏石镇人民政府曾于2007年5月19日和9月18日分别组织人员对飞达鞋面加工厂进行行政执法，并发出整改指令书两份，排查隐患6条”。市公安消防支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治‘三合一’的行动几乎年年搞，但工作的确很难推进，毕竟不是一个部门说了算，要涉及到公安、消防、工商、税务、安监、电力等方方面面”。

　　“三合一”加工场大多为从事服装、制鞋的家庭式小作坊，遍地开花的现象源于当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在莆田，每个区县的主打产业不同，整治“三合一”的重点也随之变化。方案显示，“荔城区以服装、制鞋行业为整治重点，仙游县以木雕、工艺品行业为整治重点，涵江区以木器、服装、制鞋行业为整治重点”。而秀屿区则因为“当时上报的三合一现象较少，没有单独列出”。莆田市鞋业协会会长蔡金辉也告诉记者，“笏石镇做建材生意的比较多，制鞋还算不上主打产业”。但就整个莆田市，制鞋业每年近200亿元的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近30%。

　　据蔡金辉介绍，莆田制鞋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社会就有很多手工制鞋的作坊，上世纪50年代成立的鞋业联社打下了好底子，80年代时就有各种国际知名品牌在莆田设加工厂。在经历了十几年来料加工后，90年代末期开始，大量自主品牌兴起，莆田开始重振“中国鞋城”的雄风。与此同时，由于产能提高，没有工商、环保和消防执照的“三无”小作坊也随之兴起。到现在，莆田市有正规制鞋企业200家左右，远不及小作坊的数量。

　　除了制作无牌假鞋外，来料加工成为家庭式小作坊的主业。每年冬夏两季都是制鞋业的旺季，由于劳动力缺乏，正规企业往往会把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鞋面加工外包给小作坊。虽然一年中可能只干半年活，但由于省去了税收、员工保险等一系列成本，作坊主们也会赚个盆满钵满。

　　然而，对劳动力资源的争夺，使得正规企业与小作坊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已经从事制鞋业20多年的蔡金辉回忆，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就开始逐步显现。自2004年起，由于免征农业税以及成都、重庆、江西等地的加工业兴起，来莆田鞋厂打工的外地人明显减少，加之泉州市加工业的壮大又夺走了一部分劳动力，“厂子里的上工率能达到80%就不错了”。每到生产旺季，小作坊就会到大企业挖人，工人所佩戴的一个厂牌就能卖到1000元。“由于生产成本低，工资相对会高出一两百元，这对于那些年纪稍大一些的本地妇女诱惑力很大，不仅拿钱多，而且离家近，管理松散。”

　　就在“10·21”火灾发生后不久，莆田市副市长阮军总结了“小作坊”的五大危害:扰乱市场秩序，破坏莆田形象，捣乱用工市场，破坏社会稳定，流失大量财税。按照蔡金辉介绍，政府计划在整治“三合一”的过程中规范莆田制鞋的产业布局，“重点扶持30家左右大企业，保留四五十家中型企业，其余小企业、小作坊一律改为挂靠大工厂，转做配件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