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学生中流行着一幅对联，

　　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

　　“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中国史专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说。1971年到1972年间，易社强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偶尔读到一本题为《联大八年》的书，这本书让他深信西南联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深远的意义。

　　易社强说：“他对于西南联大的钦佩，甚至说热爱，是多年来和其师生接触中逐渐加强的，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易社强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后来的命运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举行最后一次常委会，标志着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所大学各自复员。

　　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昔日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高校们在这次院系调整中结局迥异——南开大学此前已由私立改为国立，调整又大力扩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保留，而且还接受当时颇负盛名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则仅仅保留工科院系。

　　西南联大的学生也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经于西南联大就读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总结了西南联大学生的三种命运，大抵上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真正有高水平，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现在都已是名家。一种是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解放后大多成为大小领导。何兆武把自己归为普通的第三类，“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

　　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院士申泮文告诉记者，据他的统计，1938年至1946年期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的总人数计算，平均每12位师生出产一位院士。地学(地质、地理、气象)三系，院士成材率高达8：1。文科院系则没有这么幸运。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8年恢复时，健在的昔日研究社会学的学者多数都已经超过80岁。

　　易社强的调查

　　1973年，易社强开始有意识地在美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搜集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1980年，易社强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批美国交换学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常驻昆明的美国教授。他访问了至少100多位西南联大人，包括学生和老师。

　　易社强的老师是费正清，他来到北京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大师级人物还健在，比如冯友兰、金岳霖，他们都是费正清的老朋友，易社强就揣着费正清的介绍信去拜访。

　　令易社强觉得有趣的现象，是他想在宾馆里采访某个联大校友，但是那时人们不愿意单独被采访，总是带一个朋友来，因为害怕单独一个人跑到外国人住的宾馆。当时有些地方还没有对外国人开放，幸运的是，易社强当时的接待单位是昆明师范学院，即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他们帮助易社强联络去蒙自等地访问，但不包括四川叙永。

　　“他们说对不起，我们是云南的一个单位，你想去四川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易社强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去旅行采访非常困难，资料并不是想看就能够看，“要看地方，要看单位，要看个人的态度，要看运气。”

　　民间收藏者

　　2003年，云南师范大学新闻系新生龙美光入学，当时，他对西南联大的认知仅限于“一二·一”运动——作为西南联大的有形遗产，云南师范大学保存了西南联大的旧址，也承继了西南联大的血统。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进校的新生人手一册，很多同学不是很感兴趣，龙美光却悄悄地保存下来。后来则发展到专门搜集西南联大的史料，他有一个四层的书架子，其中两层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书，国内出版的所有相关作品，他几乎买齐了。

　　他还搜集西南联大相关的物件，如今已经有50件左右，他的稿费甚至生活费都投入了进去。龙美光最心爱的西南联大藏品是梅贻琦的一份手札，“是用毛笔字一个一个抄下来的，很工整，很有文化功底，感觉得出来。”

　　“原来中老年人知道西南联大的人多，现在青年人也知道了。”比龙美光动手还要早20年，搜集西南联大物品的陈立言，以前曾经任过基层修理厂厂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西南联大。

　　陈立言告诉记者，“如今你们北京的人来旅游，都要到昆明旧货市场，都买西南联大的东西。校徽、纪念册、书、毕业证、通知书，什么都买。手稿更不用谈。”陈立言看中的《联大八年》一书就被一个北京人买走了，令他耿耿于怀。后来终于淘到，“这么一本薄薄的烂书，卖几百块。”陈立言告诉记者，他的藏品，清华大学曾有意收纳。

　　西南联大与“实用主义”

　　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的作者，该书分三册，包括《文人与文坛》、《文化与生活》、《学人与学府》。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斌开始研究并撰写有关西南联大的文章，那时的杂志都觉得很新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闻一多的孙子闻黎明也开始查找闻一多的资料，涉足西南联大的研究，令他意外的是，这么辉煌的成就几乎就没有人总结。

　　闻黎明认为，关于西南联大以回忆录讲故事的方式多，真正从宏观角度研究的少。而且实用性很强，几乎是宣传缺什么，就从西南联大的历史里找什么。比如过去只谈民主运动，现在需要人才，又谈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而早年的西南联大的遗迹正在消失。当年大师们的故居，如今自然地成了废墟或被推倒建了高楼，“大部分都已经被毁灭了。”曾经为此专门拍摄照片纪念的余斌告诉记者。

　　生于1984年的龙美光在网上建立了西南联大虚拟的纪念碑。刚刚毕业，现在云南民族中学担任文秘工作的龙美光，甚至建立了一个网上的梅贻琦纪念馆，他还计划用“80后”的视野，写一部西南联大的书，主题是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龙美光告诉记者，现在读大学80%为了就业，有一部分人读研，但也很功利。他想探讨，在这个功利的时代，该怎么看西南联大。

　　最后的聚会

　　2007年10月27日，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的会场，贴着“联大精神，永放光芒”的标语。有坐轮椅来的，有老伴、儿孙搀扶来的，更多的是三五成群，白发老人热烈地握手。即使年纪轻的，也有80多岁。大部分人很难等到下一个10年聚首。

　　86岁的何兆武告诉记者，他参加校友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怀旧，因为还有人叫他“小何”。1939至1946年，他在西南联大度过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那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采访中，何兆武一再谦逊地认为自己是“不成材”的那类。他把自己归结于报废的一代，因为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大炼钢铁”“下乡劳动”。何兆武回忆一次领导讲话，那领导说：“大家要注意啊，你们人在农村就要心在农村，不要心还在北京，想着哪篇文章还没有写完。”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何兆武才得以开始集中精力搞研究。此时他已近60。

　　他的著述，如“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假问题”“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等论文都曾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

　　1998年，何兆武获得首届“正则学术促进奖”。颁发理由是：“半个世纪以来，何兆武先生秉承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的学风，在极其困苦的环境下，勇于思考，笔耕不懈，为现代汉语思想学术做出了长久的贡献。”

　　91岁的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正忙着写还原西南联大本来面目的纪念文章。计划中的一章是“和谐校园、兼容并包、学术与思想意识的自由王国”，其第一节是《西南联大人群思想意识状况的分析——思想意识中庸的非党人群占绝对优势》。

　　除了依然坚持教学科研，开设教育博客，申泮文管的“闲事”还包括为恢复南开中学校产的努力、参与民间对日索赔。他告诉记者，他赞同西南联大校友邹承鲁的话：“知而不言有罪”。

　　接受完访问，91岁的他骑上自行车扬长而去。自称“强悍”的申泮文成为南开大学的著名一景，成为学生口中“上坡不下车，下坡不刹车”的骑车“九段”高手。

　　更多的西南联大校友，默默地承担起命运的重荷。

　　辽宁鞍山85岁的1944级校友林光民，刚刚出院，接受了记者的电话访问。林光民早年毕业于经济系，留美获得硕士，曾给上海市长陈毅写信，要求参加革命。后来分配到鞍钢。因为曾参加“远征军”，林光民在鞍钢下属的厂子中过了20年。落实政策后，林光民回归本行，在鞍钢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员。林光民在美国的儿子希望他写下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家史收藏。

　　也是1944级校友，当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帅子凤，住在湖南汉寿县城关敬老院。他骨折瘫痪在床，82岁的老伴黄世惠接受访问。现年84岁的帅子凤，担任过吴宓的助教，曾就职于贵州大学和武汉大学，也是昔日“远征军”的一员。曾被错判入狱，后来回到原籍，从汉寿一中退休。老伴收入不高，帅子凤退休工资只有1000多元，但坚持给云南的希望小学捐款。老伴黄世惠表示，“当然要捐款，他是那里毕业了的。”

　　2006年8月，由几位80多岁的西南联大校友自发编辑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九四四级通讯》(终篇)问世。结尾是“更正”与“附言”，因为一年前的通讯录已经发生不少变化。编者在“附言”中写道：

　　“在上列变更中有15位学长去世了。说句不好听的话，咱们谁闭上眼，都不算‘短寿’了。我想，学长们都想得通！咱们的《通讯》真正就停止吧。”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易社强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今年的七十周年校庆大概真的是最后一次有活着的校友参加的逢十校庆了。但是，我深信，联大的精神不会随着最后一位校友的离去而消失。”★

　　(本刊记者黄卫、言咏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