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张榕明5日表示，今年民建中央组织的一个近200份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非公有制企业的税费负担仍然过重。(《第一财经日报》11月6日)

　　应当说，民建中央调研组出炉的这份有关非公企业税负调查报告，很客观，也挺真实可靠。近年来，非公制经济无论是规模上、总量上，还是在税收和效益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税收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尤其是税负过重，严重制约了其健康发展。

　　不过，笔者认为，现在影响非公制企业健康成长的并非是税费负担一方面，而背在其身上的“制度性包袱”，要远比税收负担沉重的多。税负过重可以通过税收政策调整，来减轻负担，可要想卸载“制度包袱”，那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非公有制企业身背在肩的“制度包袱”，之所以沉重无比，难以解脱，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公共政策的摇摆性和不确定性。放眼银行、民航、电力、电信等多个领域，国家在鼓励非公制企业发展壮大方面，而又对非公制企业心存“戒心”。与此同时，制度性“玻璃门”，更让非公有制企业矮人一头，甚至低人一等。尽管“非公经济36条”明确规定“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但金融服务、石油等行业，在对外资敞开大门之后，仍然对民间资本进入人为设置门槛。上半年国家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再次强调了“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强调归强调，重申归重申。非公制企业的国民待遇，犹如纸面上画饼——中看不中用。

　　正是由于“制度性包袱”的存在，非公制经济生存变得日益艰辛和困苦。从前两年春秋航空公司推出一元票价，遭当地物价部门重罚，再到今年的民营油企纷纷屈辱“卖身”。非公有制企业一再被打压的事实充分证明：民营企业要想生存下来，要想打入垄断行业“内部”，简直比登天还难上加难。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种制度环境“熏陶”下，非公制企业似乎变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其成绩单也在稳步下降。有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135万户；2006年，全国个体工商业总产值10731.6亿元，比上年增长9.4%；销售总额25489.5亿元，下降2.9%。(《中国青年报》5月7日)

　　因此，笔者觉得，要想减轻非公制企业的税费负担，并非高不可攀，从国家即将实施的内外资统一税率就是明证。相反，要想卸载非公制企业身上的“制度包袱”，的确需要费一番思量。一方面，行业管理部门要革新传统观念，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视民企为洪水猛兽，甚至出台相互“掐架”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要逐步消除垄断利益的存在，惟此，才有可能消除让垄断组织无情排斥民企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