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达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刚到北平时住香山，几个月后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最初陈伯达住颐和园。因为主席经常找他，陈伯达也搬到中南海。开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后来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他住一个院，另外两个院子住的是熊复和周扬。

　　一天主席带我和警卫战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对我说，我们顺便看看陈伯达。

　　我和主席说说笑笑，一会就走到陈伯达家门口。主席亲自敲门，大声喊道：“陈伯达在这儿住吗？”没有动静，王振海又敲了一阵门：“伯达同志开门啊！”

　　不一会，陈伯达披着上衣，穿着拖鞋，歪戴着眼镜出来开门。当他看到是主席来了，很是吃惊，连忙说：“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里就行，怎么还劳驾主席到我这儿。”

　　“我们出来散步，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搬家以后还没来过，住的房子还行吗？”主席说着就往屋子里进。

　　“还好，还好。”陈伯达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走进陈伯达办公室：只见东西不多但很乱，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书、报和文件。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吗？”主席上下左右环视一周后问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没住好。”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安慰说：“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让小李、小王帮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谢谢，谢谢。”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马上动手归拢书刊。“哎呀，我忘请主席坐了。”陈伯达这才想起来请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给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说：“像个鸡窝，请主席别见笑。”

　　主席朝陈伯达笑笑，接过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说：“伯达，马克思在《资本论》有这样一段话，你帮我找找。”说着主席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递给陈伯达。

　　陈伯达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便从书架上取下《资本论》，翻了几下便找到了，并对主席说：“主席，你看是不是这一段？”

　　主席接过书一看：“对，就是这一段！让小李把书给我带回去，用完再退你。”

　　陈伯达确实有才华，在多年的毛泽东秘书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毕竟是后来的事，我们应有分析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他。

　　他与主席讨论的观点被提炼到宪法中

　　主席对陈伯达严格，也很关心他。大概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让田师傅搞点吃的，我不解地问：“主席不是刚吃过饭，怎么还搞饭？”

　　“给伯达送去。”主席解释道。我找到田师傅问：“这有饭菜吗？”“有，是给主席准备的。”“主席让我给伯达送去。”

　　田师傅便把给主席备用的饭菜放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让我端走。我敲敲陈伯达的房间门，他果然没休息，还伏案写材料。我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解释说：“这是主席让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陈伯达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反问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说这是田师傅给主席准备的饭菜，请你先用。

　　“啊，主席考虑真周到，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陈伯达激动地说。

　　陈伯达用完饭，自己把盘子送给田师傅。他回房时正好我们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送饭了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这里编《毛泽东选集》。一天，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一天散步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