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非法报纸《社会新闻报》的版面。

　　 日前，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打着境外报纸旗号在内地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非法报纸《社会新闻报》被依法取缔，涉案假记者高扬、何桂英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这起事件是全国“扫黄打非”办、新闻出版总署开展“整治假报刊、假记者站、假记者、假新闻”专项行动中发现的一个典型案件。

　　 近年来，假记者的出现、泛滥，屡屡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以假记者较为频繁出现的山西省为例，当地有关部门报告说，一些非法报刊社的假记者，一些尝到利用记者身份诈骗甜头的无业游民，甚至一些街头烙烧饼、钉鞋的小商小贩都拿着假记者证，或穿梭于机关、企业，尤其是煤矿、交通治超点敲诈钱财，或骗免交过路费、旅游景点参观费，甚至混进了山西省的第九次党代会。

　　 假记者们如此风光，是他们有什么过硬本领吗？非也。山西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分析认为，除法律法规不健全外，山西经济较为特殊的发展模式，尤其是煤炭产业链，为假记者这群寄生体提供了寄生源。山西省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只要延续，这帮已尝到甜头的寄生源，就绝不会轻易放弃。

　　 为此，有人以“假记者暴露真问题”来回应，认为假记者的出现、泛滥，是与地方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关，否则，假记者现象不会这样“蔚为壮观”。

　　 其实，在《社会新闻报》被取缔，假记者高扬、何桂英被抓获之后，全国“扫黄打非”办有关人士也表示了相近的看法。他们认为，一些单位因自身存在问题怕曝光为假记者行骗提供了条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目前舆论监督本身的弱点，也是造成假记者泛滥的原因之一。突出的是，新闻媒体敢不敢监督、会不会监督的问题。如果省、市、县媒体都能正常开展舆论监督，发现本地和同级部门存在的问题，及时作出报道，公众自然会对相关情况作出评价的判断，有谁还会害怕打着中央、省里甚至海外旗号的假记者们？甚至，从山西的情况看，有的活跃在基层的假记者，背后真的有“上级”新闻单位的真记者“后台”，通过收买利用，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

　　 假记者的出现，也暴露出现行一些媒体运行体制的弊端。据山西有关部门调查，一些非法“杂志社”、“记者站”大都向香港或北京的所谓“总部”交纳了2万~5万元人民币，购买站名、社名，每年还要上交数目不等的“管理费”。非法杂志社、记者站设立后，便开始招募人员，不讲任何资质、条件，交钱就行。这样体制下出来的记者和进行的舆论监督，只能是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谈不上媒体的声誉和公信力。

　　 取缔《社会新闻报》和抓获假记者高扬等人之后，有人质疑有关部门的“警惕和甄别能力”。据高扬交待，他到各地采访，每到一地都是先与宣传、外事部门联系，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从未有人对其身份表示怀疑。其实，分析背后的地方官员心理，笔者认为，有人未必不知道高扬的记者身份是假的，问题是，在现行舆论监督“语境”里，真有问题的单位，可能是真记者假记者都惹不起。基层政府部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热情款待，笑脸相迎，只求相安无事。中国贸易报驻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被打死事件，就是地方势力进行甄别“真假记者”所引发的极端事件。

　　 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保障公众知情权。让事实和真相暴露在阳光之下，是一个健康社会所追求的媒体形态。真的舆论监督不应该代表“上级”，假的舆论监督不应该沦为敲诈勒索的手段。当舆论监督处在异化的阶段，还难以让假记者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