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律专家不谋而合

　　 樵彬充满自信。他认为，国家的行政许可法，就是其胜诉的尚方宝剑：

　　 第一，《行政许可法》第五条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第三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而广东省公安、交通厅联合发布的【2006】376号文，既未对外公布，又未在办公场所公示。

　　 第二，《行政许可法》第十六条规定：对行政许可条件作出的具体规定，不得增设违反上位法的其他条件。而将驾校纪录作为考试资格审查的必备条件，显然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

　　 第三，《行政许可法》第五十四条规定：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考试，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的考前培训。而粤公通字【2006】376号文要求出具驾校培训记录，属于明显的强制性考前培训。

　　 樵彬的诉讼，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广东方面要求考驾照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属于私自增设行政许可的行为。公民在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前提下，有权利选择驾驶技术学习的途径。公安和交通部门，应该对驾照考试严格把关，而不是培训。更不应该通过行政决定来限制公民的自主选择权。而且，行政许可法也有规定，对于公民特定的资格考试，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不得组织强制性的考前培训。

　　 专家的观点，与樵彬不谋而合。

　　 申领驾照必须通过驾校报名，不受理个人申请，各地做法如出一辙。随着深圳市民樵彬打赢和车管所的官司，这一不合理惯例有望成为历史。

　　 法院判决：不上驾校也可申请考试

　　 案子还在审理过程中，樵彬提交的审查376号文的申请，就获得了广东省政府法制办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推动。5月24日，樵彬收到了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答复函，称“申请收悉”，将“按程序予以办理”。两个半月以后，在广东省政府法制办公室的敦促下，广东省公安厅、交通厅粤公通字【2007】212号文即告出台。该文明确规定：“根据《广东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从即日起停止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工作的通知》(粤公通字【2006】376号)。”

　　 该文出台的次日，2007年8月4日，广东省法制办的工作人员就将其传真给樵彬。这份新文件的出台，意味着樵彬的努力，获得了省政府的认同，挑战红头文件的行动，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然而，令樵彬沮丧的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当樵彬拿着这份最新文件，前往车管所报名时，对方又以尚未收到省厅此文、公安部报名软件设置无法受理为由，先后多次拒绝了他的申请。

　　 所幸，十天以后，省厅的文件正式到达深圳。与此同时，公安部交管局车管处专门负责报名软件管理的工作人员，应樵彬的要求，专门就软件设计不存在散户报名问题向深圳有关部门进行了说明和沟通。

　　 在上级机关、部门的强力干预下，8月30日，深圳车管所终于对樵彬的申请开了绿灯，使樵彬成为在驾校名称一栏署名“散学”(即以散学名义申请驾照考试)的中国第一人。

　　 10月8日，深圳车辆管理所机动车学习驾驶人法规理论考试(科目一)成绩出来了，樵彬以94分通过。

　　 尽管深圳车管所受理了樵彬的申请，改变了具体行政行为，樵彬却不愿就此撤诉。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11月6日，深圳市南山区法院作出判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除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无权增设驾驶许可条件。被告在办理申领机动车驾驶证业务时，应当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公安部的相关规定。本案中，被告依据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工作的通知》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自2006年11月15日起，除部队驾驶证或者境外驾驶证换领机动车驾驶证外，其他初次申请驾驶证或者增加准驾车型的，必须持驾校出具的《驾驶培训记录》方可预约考试’，对原告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申请不予受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南山区法院确认：“被告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于2007年3月7日作出的不受理原告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至此，申领驾驶证是否必须提供驾校培训记录，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2007年11月6日，将因为深圳市南山区法院的一纸行政判决书而载入中国当代行政史册。

　　 打破驾驶培训垄断 割断利益链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7年9月，中国私人机动车保有量为1180万辆。全国拥有驾驶证的人数为1.6亿人。以深圳为例，目前拥有驾校24座，每年参加驾校培训的超过10万人。根据学习时间长短不同，培训价格则从3980元到5980元不等。仅此一项，培训费就高达数亿元。而驾校“生意”火爆，显然与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申领驾驶证必须持驾校出具的《驾驶培训记录》”之类的硬性规定有密切关系。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有驾校，但政府对公民的学车方式不加干涉，很多欧美国家的公民开车，是在父母的指导下学会的。

　　 “我曾经在部队服役，驾驶技术对付考试绰绰有余。如果再花几千块钱上驾校，感觉有点冤。”樵彬对记者这样解释他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因。

　　 “大学本科、研究生，都可以自学、自考，驾照，为何不能自学、自考？”樵彬的官司被媒体披露以后，在网民中引起热议。

　　 一些知悉驾校内幕的人士在网上留言：驾校和驾驶证考试、颁证、管理部门之间，存在一条几乎完全公开的利益输送链。公安、交通部门参与举办驾校、参与驾校培训业务，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虽然目前驾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社会力量在办，但仍有许多是由交警或交通部门在办，并未脱钩，仍在参股分红；有些即使是已经脱钩，但也与交警和交通部门关系密切。在驾驶培训高额利润的驱动下，有关部门通过增设行政许可等手段，剥夺了公民学习驾驶技术的其他选择权，形成了对驾照考试培训的垄断，堂而皇之地将若干亿元的利益输往驾校。

　　 樵彬胜诉，不只是关系他个人无需向驾校缴纳数千元高额培训费用，即可以“散学”名义申领驾照，而且，意味着从驾校到驾照，从政府到企业的一条利益链的断裂。这对于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还公民驾驶技术学习的自主选择权，无疑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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