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贺龙与共和国元帅》(顾永忠著)，叙述了贺龙南征北战的戎马一生，再现了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共和国元帅共同革命、并肩战斗的一些经历，展现了他们的高风亮节。同时也披露了贺龙与林彪结怨的一些内情。

　　贺龙对林彪婚恋的态度

　　1942年初，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和，与骞先任离婚了。许多热心的老同志对他的生活很关心，纷纷给他当红娘。有一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联防军的几位领导在一起开会议事完毕后，大家一起聊家常，有人谈到了林彪同女子大学的叶群谈恋爱的事。贺龙对林彪与叶群谈恋爱的事早有耳闻，还听说叶群把林彪写给她表达爱情的信给别人看，以抬高自己的身份。贺龙很为林彪打抱不平，认为叶群这样做，有损林彪的威信和声誉。现在又听到大家议论此事，就很不高兴地说:“这些小知识分子不像话，轻浮，用损害别人的威信和声誉来抬高自己，应该好好地训她一顿！”

　　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是个热心人，有意要为贺龙当月老。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老总啊！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她认识叶群。此人叫薛明，河北霸县人，天津的女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一直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她带了一支青年女子抗日宣传队，从北平、天津经山东、南京，一路作抗日宣传工作到江西。1938年，经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介绍来到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和女子大学学习，后来去清涧工作，成绩突出，曾被选为县参议员，后调到中共延安县任组织部部长，是咱们西北局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据说她对叶群比较熟悉和了解，老总是不是和她见一见？”

　　贺龙听他们一说，想了想，认为能动员薛明去批评批评叶群，帮林彪一把也是件好事，于是就默认了。

　　1942年春的一个星期天，贺龙在高岗和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陪同下，来到薛明的住地。王丕年说:“贺龙司令员来看望我们来了！”高岗趁机向贺龙介绍说:“这就是薛明同志。”

　　薛明不明白贺龙的来意，有点拘束，轻声地叫了一声“贺司令员！”贺龙点点头与薛明握手，说道:“今天是星期天，我同高书记到这儿来转转，问点情况。”

　　高岗说:“薛明，贺老总问什么情况，你就如实汇报！”

　　贺龙问:“听说你和叶群是朋友？”薛明点头答道:“是朋友，但现在来往不多了！”

　　贺龙从薛明回答中证实了她与叶群“是朋友”，便提高声音说:“要是真正的朋友，你就应该拿出做朋友的样子来。”薛明不知原由，便疑惑地问:“怎么了？”贺龙说:“林彪喜欢叶群，给叶群写信，这本来是正常的吆。”“叶群的态度可是不好啊！她把林彪的信拿去给同学、同事们看，还这么一散，说我不在乎，你们看吧！这是林彪给我写的情书，你说这样做对不对？”薛明肯定地说:“不对！”贺龙接着说:“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去告诉她，喜欢林彪，就和林彪结婚，不喜欢就不要写信，不要张扬，明确表态拒绝。你告诉她，这是我说的。老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想讨个老婆，又遭取笑戏弄，不道德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就是好，不好就拉倒，你认为怎么样？”

　　薛明很认真地说:“我同意贺老总的意见，这件事我可以办。”

　　贺龙笑着说:“我要说的就这么多。我知道你在清涧工作做得不错。”

　　高岗接过话茬说:“这里的工作也搞得不错么。薛明，把你的工作汇报汇报。”于是，薛明汇报了延安的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王丕年招待大家吃了午饭。临别时，贺龙对薛明说:“听说你是天津人？”薛明答道:“离天津很近，霸县胜坊镇人，在天津上学。”

　　贺龙说:“我有个厨师，会做天津狗不理包子，你可以去尝尝，看像不像！以后有空到我那儿去玩。”高岗语带双关地对薛明说:“熟悉了，以后可以常去老总那里看看吆！”

　　薛明遵照贺龙的意见，专门找叶群谈了一次，转达了贺龙的看法。

　　贺龙同薛明认识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8月1日正式结婚。任弼时、林伯渠、高岗、陈正人、张帮英等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以及王震、李井泉等老部下前来祝贺。几天后，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驻地接见“战斗篮球队”队员时，也向贺龙和薛明表示热烈祝贺。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开展“整风运动”。在运动期间，薛明和叶群发生了矛盾与激烈的冲突。

　　叶群，原名叫叶敬宜，后改名叶瑾，福建省福州市人。与薛明是天津市三八女中的同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跟随天津第二批南下学生来到南京，经亲戚介绍，到了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当播音员；后来参加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青训班的国民党军官关系暧昧；她还参加了“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讲演比赛，并不断向国民党CC系特务组织办的名为“战斗”的壁报投稿等等。因此，党组织派薛明同叶群作了一次谈话，对她上述表现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在薛明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1938年她们一起从江西南昌来到延安。到延安后，叶瑾改名为叶群。1942年与从苏联养病回延安的林彪相识，他们就谈起了恋爱。

　　林彪原先有两次婚姻:1927年，由父母包办娶了一房妻室，举行婚礼后的第三天，林彪就离家了；林彪在长征到延安后，出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认识一个女学员叫刘新民(后改名刘梅)，他们结婚后，1938年冬林彪去苏联养病，刘梅陪同前往，他们生有一女叫林小琳。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了。林彪1942年初从苏联回到延安，认识了当时在延安女子大学的叶群，同年7月1日两人结婚，这是林彪的第三次婚姻。

　　1943年春，延安整风运动进入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阶段。薛明因对叶群比较了解，她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有一天，把叶群约到家中，诚恳地对她说:“我是共产党员，你也是共产党员，现在正是整风的审干时期，我希望你主动地把履行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介绍人是谁，在南京时的种种表现，以及同国民党教官和丰城县县长等人的关系，如实地向组织讲清楚……”

　　叶群一听，立即翻了脸，尖声大叫道:“你要干什么？你们趁林彪不在家，你们把我打死好了！”接着又哭又闹，甚至满地打滚撒泼。

　　薛明本来想好好劝说叶群主动把自己的历史问题向组织讲清楚，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就来了气，说道:“好，你不愿意谈，那就跟你到组织部谈，党员对党组织该谈吧！”于是，就把叶群拉到了中组部，王鹤寿出来接待。

　　叶群一见王鹤寿，装得更伤心，哭得更厉害了，大声嚷道:“她说我好多坏话，造谣。”

　　薛明理直气壮地说:“不是造谣，我这里写了揭发材料，都有哪些问题，请组织上看。”说罢把材料交给了王鹤寿。

　　由于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王鹤寿不便轻易表态。他接过信，慎重地对薛明说:“我看过信后，还要向上级报告，你先回去吧！”

　　这件事惊动了贺龙和林彪。贺龙从前线匆匆赶回，冲着薛明发火道:“你搞什么名堂？谁叫你抓了叶群？”薛明很冷静，向贺龙详细地汇报了叶群历史上的问题。过了一会儿，贺龙的气也消了，对薛明说:“这么大的运动，有怀疑，揭发出来也是对的。已经这样了，光明正大，没啥大不了的，让组织去调查吧！”

　　林彪对这件事则看得很重，十分恼火，也从前方急忙赶回延安。叶群一见林彪，装得非常委屈，添枝加叶地向他哭诉了一番。一贯内向的林彪也动了肝火，高声骂道:“他妈的，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你们在后方搞我的老婆……”他把这件事迁怒于贺龙，与老婆叶群记下了贺龙和薛明这笔账。

　　此外，贺龙到延安出任联防军司令员后，毛泽东曾同他谈起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事，包括抗战初期不愿意留兵延安的事，林彪在洛阳蒋介石接见时的表现等。这件事，后来不知怎样被林彪知道了，成了他的一块去不掉的心病。从此，林彪与贺龙两家结下了解不开的疙瘩。这也成了林彪后来利用“文化大革命”运动，要把贺龙置于死地的主要历史原因。

　　贺龙夜见林彪

　　1966年9月10日上午，贺龙从家中坐车直奔人民大会堂，在东门下得车来，来到浙江厅。他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意见”的指示，来拜访林彪，征求意见的。

　　由于毛家湾的房子要进行整修，林彪于8月上旬搬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暂住。浙江厅是一个有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方形大厅，顾名思义，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浙江省代表团开会的地方。林彪住进来后，由于他怕风、怕光、怕水、怕出汗，对大厅重新作了布置:地毯是浅绿色的，沙发是浅绿色的，房间四周的帷幕也是浅绿色的，整个大厅全是浅绿色的。平时只开几盏小灯，厅内光线暗淡。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贺龙走进浙江厅，由于里面光线晦暗，一时不太适应。林彪走上前去同贺龙握手，贺龙见林彪由于怕见阳光，整天在阴暗的地方生活，脸色苍白得吓人，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过去对林彪怕光、怕水、怕风早有耳闻，今日亲眼所见，想不到他竟怕到这种地步。

　　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工作人员给贺龙送上一杯茶水立即退了出去，会客厅只有林彪同贺龙两人。寒暄过后，贺龙把来意说明，他诚恳地说:

　　“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林彪假惺惺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

　　“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贺龙坚持想听听林彪的意见。

　　沉默了一会儿，林彪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却有明显的威胁性，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寥寥数语，把他对贺龙的狼子野心暴露得一清二楚:你贺龙如果支持我，跟我走，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小；如果反对我，你的问题就可以变大。一句话，你的问题大小，全在你对我林彪的态度。

　　林彪既然已把问题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贺龙自然要给予明确的回答。他想起过去毛泽东同他谈起对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岂能同你这种搞阴谋诡计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同样短短数语，但把贺龙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拥护毛泽东那种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胸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贺龙的话，正气凛然，字字千钧，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再也无话可讲，贺龙便从容起身告辞。

　　这次谈话，表面气氛相当平静，没有激烈的争论，但贺龙同林彪终于面对面地最后摊了牌。林彪本想通过他精心导演对贺龙的诬告，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迫使贺龙就范。岂知贺龙软硬不吃，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此刻，林彪终于明白，要想让贺龙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

　　在林彪、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随后，又有晏章炎诬告贺龙历史上有企图“叛变投敌”的事。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诬陷贺龙的问题，包括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证据”，向大家展示。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9月1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当天，“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

　　“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转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