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太小了”

　　在这个人情社会里，不宜于采取与香港相同的官员监察制度？

　　欧文龙的故事是一个澳门故事。从出生到入狱，除了1978年到1982年4年在台北的求学经历，他没有离开过这个赌城。

　　他本是洋服店老板的儿子，父亲的生意因为接到赌场员工制服定单而得以扩大———在2002年前，澳门的赌场老板只有一个———“赌王”。欧氏父子对赌王非常敬重，双方私交甚笃，欧家逢有喜事，都会礼节性邀请赌王。

　　欧文龙在其公开的履历中，似乎从未提及他年轻时曾在澳娱旗下赌场工作过的一段历史。但据一名澳门资深博彩业人士向香港传媒透露，在去台湾读大学前，中学毕业生欧文龙曾经在赌场的外账房工作过。该人士说明，当年的赌场账房分内、外账房，内账房的职员多为娱乐公司股东的亲信，外账房的职员也必须是忠诚可靠的人，这段职业经历也许能反映欧家在赌场的人脉关系。

　　但传闻和揣测也许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澳门本是这样的一个小城。回归之初只有40万人口，现在加上外劳也刚过50万，几乎任何两个人之间都能找到一些私人的联系。每当说起澳门的公共事务，澳门人就会加一句：你知道吗，澳门太小了。立法会议员欧安利就曾说，鉴于澳门的微型社会体系，不宜于采取与香港相同的官员监察制度。

　　有人希望欧文龙只是澳门的一个意外和例外，因为他的案情是如此让人难堪。澳门本是一个家庭般一团和气的社会，相比起同样一国两制的香港，这里的媒体论调温和，公共事务争拗很少，特区政府民望高企。赌王何鸿?鼍投员镜乇ㄖ剿担喊讣?愈快结束愈好，因为澳门基本上很少这一类贪污。然而在赌场“金沙”附近的茶餐厅里，中年女招待们对报纸上赌王这个说法毫不留情地批驳起来。

　　初冬的晨昏，往返于路环监狱和南湾湖畔的终审法院，囚车中的欧文龙也许会观望车窗外的西湾大桥。大桥造型纤美流畅，却被批评设计施工失当，路面不平和拐弯下桥形成了危险路段。桥下不远，新的赌场和酒店串起的“金光大道”旁，8月才开业的“威尼斯人度假村”已经迎客200万。蓝色人工天幕下，室内运河上的贡多拉、从威尼斯“原装进口”的船夫为客人唱着歌剧，楼下则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赌场和大香港会展中心一倍的展馆。澳门人希望这个从拉斯维加斯原装搬来的巨无霸，能将赌业独大的澳门带向综合会展休闲和旅游娱乐业的产业转型。

　　这些都是他被指控涉嫌受贿的工程。越是想忘记，他就越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澳门廉署失职？

　　相关制度透明度不够，让澳门廉署比香港廉署缺乏社会参与

　　欧案的被侦破，起于香港廉政公署调查几个有巨额洗黑钱嫌疑的银行户口，户主名字中有澳门特色的拼写方式“AO”把廉署的视线引向澳门。欧文龙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涉嫌以迂回而严密的银行账户网清洗贿款。根据香港传媒报道，欧文龙涉嫌在香港股市抛售超过10亿元股票，以致中国移动股价大跌，而恒生指数当天也因此而下挫184点。

　　“胜在有ICAC！电话，00852……”欧文龙案件发生后，网络论坛上，年轻的澳门人把香港廉政公署的广告词到处传播，甚至有人恶作剧地把香港廉政公署的举报电话广而告之。接受采访的数位澳门人委婉而坚决地表示，没有香港ICAC，相信不会有这个案件的曝光。

　　在欧文龙事件之前，澳门廉政公署在舆论心目中是“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角色。以2006年廉政公署的年报“反贪工作”章节为例，2006年审结定罪的案件8宗，涉及46人，涉案人员多为基层警员、政府一般职员、地盘工人、店主、赌场发牌员一类层次，最高职位的只是一位海关高级关员。邝锦钧说，这与香港廉政公署甫一成立即对准贪污集团的最上层、最核心人物的历史迥然不同。

　　廉署2001年8月高调发起的“火凤凰行动”受到质疑。那次行动抓捕涉案人员数十人，包括6名水警。廉署在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商人怀疑每年被迫给付的贿款高达澳门币100万元，整个水警内部贪污集团每年涉及的贿款估计高达澳门币数千万元，严重打击澳门的正常贸易和吸引投资活动，并使澳门特区政府每年流失无法计算的正常税收。然而，到了2006年，被判刑的只有一名官员和一名商人，涉案金额也变成了数万元。

　　一位澳门廉署的工作人员认为，这样的说法对于廉署并不公平。

　　国际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于去年公布国际“清廉指数”排名，澳门在亚太25个国家及地区中排行第6名，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中则排行第26名；欧文龙案的发生，让澳门在这个排名中掉入第34名，但仍属于前列。而总部设在香港的《政经风险评估》在2007年的亚洲贪污趋势年报中，澳门的廉洁度排名第四，贪污指数为5.11，廉洁水平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及日本。报告指出，前运输工务司司长因涉嫌巨额贪污被捕一事，反而显示出澳门政府致力打击贪污。

　　澳门廉政公署的历史，比香港ICAC的历史晚了将近20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ICAC打击贪污成效影响下，澳门社会各界不断要求成立肃贪机关，但直到1992年3月，“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公署”才正式展开工作。1999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根据《基本法》第59条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廉政专员对行政长官负责。

　　邝锦钧认为，相关制度透明度不够，让澳门廉署比香港廉署缺乏社会参与。譬如，1998年立法会通过、2003年修改的《收益及财产利益的声明与公众监察》法律，又称《阳光法》，规定所有公务员须在入职90日内提交个人和配偶的财产报告给公署或终审法院。但这个《阳光法》，并没有把一切放在阳光下。像欧文龙这样的官员，申报的材料是以密封式信封呈交终审法院，任何人士包括终审法院也不能拆阅信封内容，而且官员只有就任和离任的时候需要申报，不需要随时更新。这样既不能让公众监督官员，也失去了申报的预警与防范的作用。

　　被掣肘的立法？

　　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工作存在众多主客观制约，制度建设严重不足

　　“这件事情发生，给我很大震动。”直选议员关翠杏说。她是立法会“票后”(得票最高女议员)，而她所属的社团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是澳门传统社团。在回归之前，以工联、妇联、街坊总会等为主的传统社团，为殖民政府统治下华人社群的福利作出杰出贡献。然而，回归之后，传统的社团却被指责对公众利益关心不够，“偏帮政府”。

　　“回归之前，澳葡政府贪污盛行，‘咖啡文化’(桌下交易)成风。我们盼望早一点回归……回归后，我们觉得是澳人治澳，天亮了，没有黑暗了。因此我们的宗旨是：支持政府依法施政。”

　　“但我们没有现实地想想，特首和特区的司级官员中，6人中有三个并非公务员出身，行政经验不够；而我们的法官、公务员，本地化的人才培养起步太迟，很多法官都是在回归之后才当上法官。而我们的法律系统和公务员制度，在澳葡时期的基础上变动不大，现在经济得到发展，制度却不完善，改革滞后带来好大落差。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

　　她这一年中得出的结论是：“政府不仅仅要支持，更重要的，还应该监督。”

　　但是，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工作，存在众多主客观制约。立法会议员提出的提案或修订法案，要由不少于9名议员签署；议员行使提案权时，如果涉及特区政府政策，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许可。而特区政府对四方面事项享有专属提案权：立法会选举法、公共收入和支出、政治体制和政府运作。

　　吴国昌认为，这些规定让议员的提案权受到掣肘。譬如他们在2006年初提出的要实行城市规划，一年多来始终没有答复。

　　有评论者指出，澳门立法会在制度建设功能上严重不足。比如在一年一度的政府施政报告辩答会上，议员们通常不是就澳门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宏观层面提出意见和进行辩论，而是提出一些个案性的问题要求特首响应；令重大的议题被迫草草收场或被搁置讨论，结果重大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在未尽完善的情况下即获通过，或迟迟不能通过，令政府的施政因制度的缺失和法律的滞后而漏洞百出，影响行政效率，并给腐败分子有机可乘。

　　对比香港立法会80%议员是大学以上学历，偏重法律界的独立专业人士阵容，澳门立法会29位议员有8位议员学历在大专以下，职业也偏重商界———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澳门的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的警戒线，草根阶级质疑他们自己在公共决策中缺乏代言人。

　　在澳门立法会的12名选民直接选举的议员中，没有一名职业背景是律师，而另外两组(特首委任议员7人和间接选举议员10名)各只有一名律师。这种状况在选举政治中并不多见，考虑到立法会是基本法规定的唯一合法的立法机构，其缺乏法律专业人士必然影响立法会的功能发挥。2006年到2007年的会期，澳门特区立法会通过的立法只有6条，而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则有20条。

　　在第二届(2001-2005)立法会，27个议员的议程前发言共有143次，其中占10席的直选议员的发言占总数的82%；全体议员的书面质询及口头质询共141次，其中直选议员占总数的98%.甚至，有五位议员的议程前发言与质询次数为零。有一位议员对记者解释：官方委任的议员很少发言，是因为他们与政府另有沟通渠道。

　　经济结构也可能影响立法会的运作。目前直选得票最高的社团为16961票，而在澳门，一家博彩公司员工数目就可能上万。在过去的几届选举中，都有过对“贿选”的质疑。

　　媒体守望失范

　　由于受到政府资助，媒体会尽量照顾到与政府部门的关系

　　“澳门单一的经济规模，未能培养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传统。”吴国昌说。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林玉凤则反思媒体的角色：“欧文龙事件之前，媒体没有任何预警，这个事件是澳门传媒社会守望功能不足的总爆发。”

　　林玉凤指出，“澳门媒体不够独立，经济不多元也许是主因。”在香港，报纸有足够大而多元的广告市场来保证媒体的独立性。而在澳门，报纸的财务来源主要是两个：赌场和政府广告。

　　此外，从澳葡时代开始，政府有资助传媒的传统做法。澳门回归后，基本上延续前澳葡政府的新闻政策，由行政长官何厚铧颁发批示，以“协助媒体提高竞争力”的名义，对报社提供资助，每月1万到5万不等。无论是前任澳葡政府，还是现在的特区政府，虽然对报社提供资助，但并不干预报社的采编业务。然而对于基层的编辑记者，都知道“界限”在哪里。

　　澳门销售量最大的报纸，是香港的《东方日报》和《苹果日报》。澳门本地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经过香港媒体炒作，澳门媒体才跟进。“(欧案后的)这一年，我们媒体的工作有很大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独立的声音，澳门的故事就不会由我们自己言说。”今年3月，林参与在本地电视台开办一档政论节目“风火台”———澳门第一次有了这个类型的节目。

　　守护“澳门的好”

　　产业多元化将使澳门有机会走出现在的阵痛和管治迷途

　　林玉凤曾经期待外资进入，带来更加多元的经济成分，因为那意味着更加多元和自由的社会。

　　事实上，外资涌入带来了更多。2007年4月，澳门的人均GNP为28，000美元，首次超过香港。来自博彩业的税收，从2000年的55.2亿澳门元增加至2006年的197.9亿。

　　政府收入的增加，让澳门抢在香港之前实行了15年义务教育。在关翠杏心目中，这些“澳门的好”不胜枚举，值得为澳门守护。今年，立法会成立了两个临时委员会，分别负责分析土地及公共批给制度和公共财政制度，她是其中的委员。她建议成立由专业人士参与大型公共工程批给委员会，扩大廉署和审计署职权范围，侦查和监察所有使用公帑的企业和机构……尽可能压缩贪污生存空间。

　　吴国昌和区锦新正在对廉署提出质询，质疑两家澳门主要的基金会在批给款项的时候没有实行利益回避，与官员、大学有利益输送嫌疑。

　　欧文龙案件完成预审之后，9月底，澳门特区政府修改了批地溢价金的规定，在2004年基础上普遍上浮约70%至超过一倍。

　　澳门已经进入激流，没有回头路。澳门大学经济学系助理教授关锋认为，未来一两年是关键，如果威尼斯人度假村等综合会展、娱乐的国际化“正面博彩业”能在这里站稳脚跟，澳门就有希望完成多元化的产业转型，并带来新的商业文化，提升本地企业管理的层次。那一天，澳门有机会走出现在的阵痛和管治迷途。

　　用谭志强的话来说，澳门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城市，而非仅仅是“国际游客会来”的城市。

　　无论如何，这是工程师欧文龙曾经全情投入的好时代。他曾经告诉吴国昌，他有两个愿望：兴建一条优质的大桥连接离岛?胱泻桶拿疟镜海蝗冒拿拍苡凶约旱幕繁＜?体运输系统。如今他的囚车在他负责兴建的西湾大桥上来来往往，而明年将公开招标兴建的轻轨系统，不会再有他的参加。

　　在欧文龙之后，澳门人开始思索这个城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