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精英结成日益紧密的同盟关系，主导了改革的走向和利益分配的流向，他们一起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获益集团。

　　在这部分既得利益群体之下，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利益相对受损群体。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改革之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升，农民收入增加，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但随着改革转向城市，被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

以上为资料图

　　在没有经历过彻底的政治革命和全面的社会革命的国家，相对保持稳定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变量对社会结构的影响较小。但在中国，政治走向是重构社会的最重要力量。邓小平的南巡以及随即展开的政策取向调整使中国的改革走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向激发出巨大的活力，创造出难以尽数的财富，同时也终结了1980年代普遍受益的改革。经过短短10年左右的时间，原有的各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重新审视社会阶层分化不但成为学界关注的主题，也是国家政治不能回避的了。

　　作为影响社会结构的变量，国家政策自邓小平南巡以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02年的十六大召开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确立为分界，在取向上有不小的变化。但细审之可发现，政策取向对阶层分化的影响作用在减弱，已经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阶层具有了对抗政策的力量，社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变得艰难了。

　　分层理论的变革

　　改革开放29年，正式确立市场经济15年，中国的知识界迄今没有生发出可以解释中国改革独特经验的理论，包括阐释社会分层的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各个研究社会结构变化的学者都在借鉴和发挥西方经典的社会分层理论，使其蒙上一层中国特色。

　　分析社会阶层划分的理论主要有两派，即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前者是中国人都熟悉的，马克思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及由此而具备的剥削他人劳动的能力，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改革之前的新中国大体是遵照马克思的理论划分人群的，同时在两大阶级之外也承认某些阶层的相对独立性，比如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的阶层，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韦伯的社会分层观点不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从更广泛的视野下审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他提出的衡量阶层地位的三个要素是，权力、财富和社会声望。以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为首的课题组的《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报告》就承袭了韦伯的理论，并将韦伯的三个标准改变为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

　　据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李强教授的概括，社会学界有四种主要的分层理论，一是陆学艺等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理论；二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提出的“断裂社会”理论；三是李强本人提出的“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指占社会绝大部分的人口处于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各阶层占人口的少部分，他们构成了直立的柱状形体；四是孙立平和沈原联合提出的“四个利益集团”观点，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

　　阶层并非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个规范性的概念，当谈到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占有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动时，指的是总体上的情况，并不能保证没有遗漏。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专业化的加强，阶层内部的分化越来越细，这使得阶层描述变得比以往困难。如，孙立平教授就指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被使用得越来越少。改革之初，知识分子被视为一个共享某些特性、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群体，但近年来知识分子分化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进入市场的和没有进入市场的，难以再使用统一的标签。另外，阶层的归属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划分阶层的客观也是学者主观建构出来的。任何对阶层变动的描述都无法真实全面地反映客观现实，但借用理论视角，继续使用原有的分类，还是可以看出阶层利益关系的相对变动。

　　官学商一体同盟

　　一个获得广泛共识的趋势判断是，部分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的精英结成日益紧密的同盟关系，主导了改革的走向和利益分配的流向，他们一起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主要获益集团。这种官学商一体化的格局是在1992年以后才出现和巩固的，由原本在改革中各有得失到一边倒式地获利，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

　　1990年代初有过一波官员下海潮，回过头去看，很容易理解市场中的机会对那个时代的官员的吸引力。1980年代的双轨制价格改革创造了利用行政资源获利的机会，产生了所谓“官倒”的现象，但影响面并不大。反而是个体工商户等原本就是市场中的主体抓住了机会早早致富。在政府内工作并不意味着高收入，这刺激了那一拨的官员下海。

　　1992年之后向市场经济转轨，其理念上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是利用市场力量冲击政府权力，通过给社会松绑以制约无处不在的国家影响力，与此同时，国家从竞争性的经济领域逐步撤出，减少干预，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化。这些在表面上与198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诉求大体是吻合的。但是，虽然有这层理论上的包装以及某些实质性的行动，如大量减少行政审批，却无法影响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质，即这种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由国家主导的，而不是所谓的自发秩序的演进。随着能量的释放和蛋糕的做大，政府权力虽然不似改革前那种全方位的，但权力的价值却大大增长了。在以经营城市、土地批租等方式重新介入经济领域的同时，贪腐和寻租的机会也比以前增加了。陆学艺带领的课题组将“国家、社会管理者阶层”列为十大阶层之首，说明组织资源仍是最“值钱”的。另外，从公务员考试的火爆，报名与录取将近40∶1的比率也反映出政府工作人员的实际价值要远远超出已经数次增加的公务员工资。但大多数普通公务员的生活改变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大。

　　知识分子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构建者。他们并非不清楚这种市场经济的本质，而是已经切身卷入其中，成为利益重新分配过程的利益相关者。知识分子群体曾是一无所有的，但改革之初，尊重知识就被提升到了极高的地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给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一种尊严感，知识分子获得了作为韦伯划分阶层的三个指标之一的社会声望。但知识分子群体并不满足，他们抱怨“脑体倒挂”，对卖茶叶蛋的赚钱比研发导弹的还多的情况颇多怨言。1992年之后，在现实对理想的打击和市场经济大潮提供的机会这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知识分子不再枯坐书斋，不再强调知识的社会责任，而是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将拥有的知识转变为资本。

　　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总体上实现了脱贫，成了高收入阶层，但在获得财富的同时损失了社会声望。但是这种道德参数目前还成为不了衡量社会分层的标准，社科院课题组用“文化资源”替换了韦伯定义的“社会声望”，就是明显的例证。这也显示了当下对于人评价标准的单一，一切以是否能转化为财富为依归。

　　在官学商一体同盟中，商业精英的地位攀升幅度是最大的。从改革之初还有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的危险，到如今走上神龛，简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

　　与此同时，执政党在“三个代表”理论下向商业精英敞开了大门，大量私营企业主进入人大、政协，获得了组织资源。在江浙等民营经济发达的省份，政府官员和商业精英占据了人大代表中约六成的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