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戳穿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主管部门与企业自信心严重不足，对“四大”崇拜有加，都想借助其所谓“卓越声誉”在国内外市场中树立起信誉。但审计实践却表明，“四大”并没有能够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证据。

　　早在2001年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毕马威就因为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报表数据失真等受到通报批评，2001年更因为锦州港事件而创造了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在华成为被告等三项第一。安永因为2004年的中航油事件风险手册而广为诟病。2006年安永全球发布《不良贷款报告》，在遭到中方严正驳斥后宣布收回报告，承认其中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数额估计“没有根据，是个错误”。2005年财政部公布例行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公告，普华永道因上市公司“黄山旅游”的问题而被责令整改。紧随其后，普华永道因失察而被G外高桥提起仲裁，要求追究审计责任并赔偿巨额损失。德勤则深陷“科龙门”事件，因在存货、应收账款、销售收入等审计过程中执行的审计程序不充分而遭受普遍指责，并因科龙资不抵债而成为诉讼重点。此外，德勤在中芯国际、古井贡、创维等多个审计事项中不断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国内很多媚外人士很善于自我解剖，认为“四大”在中国遭遇的诚信问题根源在于我国司法制度不健全，社会风气不好，诚信普遍不足，使得外资事务所难免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境况。虽然自我解剖精神可嘉，但妄自菲薄实在不可取。作为垄断资本，“四大”逐利而且是暴利之本性丝毫没有因国而异。其实，“四大”在美国本土与西方世界“独立、客观、公正”的神话早已被戳穿。

　　2005年8月，德勤因涉嫌为罗孚汽车公司避税而获取额外报酬，从而受到英国会计调查与纪律委员会的独立调查。2005年9月，持续数年的日本保险公司状告德勤一案有了结果，德勤至少付出2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全球审计公司中为诉讼和解付出的最昂贵代价。2006年5月，普华永道的日本公司被日本金融厅责令停止最大客户审计业务两个月，原因是该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松懈，导致化妆品公司嘉娜宝出现会计欺诈行为……

　　即便在美国本土，随着越来越多的参假涉假丑闻被曝光，美国监管机构也越来越难以包庇纵容这些会计师事务所。近乎每个大公司(如世界通讯、安然、施乐、微软、IBM、波音、朗讯等)财务丑闻的背后都有“四大”的身影，但几乎没有一个重大财务舞弊案是由“四大”自己发现的。2005年8月，美国司法部着手调查毕马威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和非法避税问题。美国国税局称，避税策略使20多家公司至少少缴了17亿美元的税款。

　　在2000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2500万美元，竟然低于2700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2002年从通用电气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2390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7970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连美国证监会(SEC)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30%，那事务所的独立性又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2003年6月～12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了抽查，发现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其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2003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九年的规范”。美国证监会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祸害深远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通过与政府合作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1993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财政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1995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萧伟强就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邱家赐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台湾对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中国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使其享受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的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所2～5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300元，而安永为2750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是获取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中国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实行保密。不仅如此，还由“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

　　早在2002年初，也就是中国证监会颁布那“一纸文书”后不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先生就撰文指出了“必须请外国公司补充审计”这一规定的荒谬。五年多过去了，董先生也已作古，相关监管部门非但不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使外资审计机构对华审计行业的控制日甚一日。去年以来，中国股市如脱缰野马，狂奔不止，急速膨胀的风险日益令人不安。有业内人士指出，这相当一部分归于“会计革新”，即上市公司可以合法交叉持股，拉抬股价。本人不甚清晰这是哪家机构使出的“高招儿”，也不清楚监管者为什么会接受这一“妙计”，但我知道的是，当初日本就是因为允许企业交叉持股而使股市迅速走向泡沫，而随着泡沫的破灭，到来的是十多年的经济萧条。本人不敢猜测这其中是否有什么人的预谋，但可以设想，这极有可能使中国股市走向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