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

　　 (1914年9月-2005年11月15日)

　　 1983年2月上旬，胡耀邦来深圳考察，梁湘提出邮电部门没钱投资又拒绝引进外资。对此，胡耀邦和任仲夷有一番精彩对话：

　　 胡耀邦说：“(这就好比)‘林冲投奔王伦，王伦不要’。全副武装带来你都不收编，那我只好自己搞一个二郎山，‘落草为王’！”

　　 任仲夷接着说：“要办好经济特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落草为王“，让梁湘同志当‘深督’(意指有自治权)！”

　　 ――——记录人：邹旭东，67岁，中共深圳市委原书记梁湘的秘书，后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

　　 [编者按]

　　 今天，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广东省委原第一书记任仲夷逝世两周年的日子。每年今日，总会有很多人以各种形式献出自己的缅怀。这使我们相信，这位智者、仁者、勇者虽然远行，但真正做到了他生前所自勉的“精神不死”。

　　 任老秘书李次岩说，老人有一种“特区情结”。

　　 在改革开放30周年即将到来时，在深圳特区继续谋求更深入的改革时，我们寻访了早年深圳特区工作的见证人，回顾任仲夷的特区改革举措，并从回顾中汲取推进当下改革的智慧和勇气。

　　 在南国冬日的暖阳下，邹旭东近日频频翻阅自己的笔记本。厚厚的一摞，有48本之多。这些笔记本的记录时间是1981年到1985年，很多内容鲜为人知，堪称一部深圳“创业秘史”。

　　 邹旭东是深圳市委原书记梁湘的秘书(后任深圳市司法局局长)。

　　 摩挲着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67岁的老人感慨创业的艰难与激情，更怀念笔记本中频频出现的一个名字：任仲夷。“仲夷同志选择了广东人民，广东人民选择了仲夷同志。这种血肉交融的历史怎么可以轻易忽略呢？”

　　 “我们广东人的福气” 听说任仲夷来粤，在东北的广东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1980年，邹旭东从广东省委调到深圳市委工作。不久，他突然接到了一封沈阳来信。来信人是他的一位揭西老乡，从1953年起就在沈阳一家军工企业工作。多年未通音信，这次突然来信让邹旭东非常错愕。更让他意外的是，信的内容无关私事，竟只为向他透露一个消息：听说任仲夷要来广东工作了！并历数了任仲夷在辽宁的作为和口碑。这位远在东北的广东人抑制不住激动，在信中告诉邹旭东：任仲夷来广东，“这是我们广东人的福气！”

　　 这让邹旭东对这位即将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充满了期待。

　　 1981年11月8日，任仲夷飞赴广州。没过几天，他就到深圳调研。

　　 邹旭东说，任仲夷幽默的话语、开明的作风、高超的领导风格让深圳的干部非常折服。在当天的笔记本中，邹旭东记录着：任仲夷勉励特区干部“思想要更加解放，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特区建设作出贡献”。

　　 “当时，深圳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今天回过头去看，仲夷同志的指示确实非常及时”，邹旭东说。1981年，广东的改革开放工作迅猛发展，深圳也认真贯彻落实任仲夷提出的“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方针，“各项基础建设蓬勃开展，改革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引进外资工作出现了良好的势头”。

　　 严峻的1982 任仲夷“二进宫”回来，把“杀气腾腾”变成“热气腾腾”

　　 可是，到了1982年初，全省形势急遽变化，深圳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首先是一些沿海地区出现了较突出的走私和倒卖进口消费品之风，引起中央重视。1月11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接着又在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不久，再次要求任仲夷赴京汇报贯彻情况，并向中央作检讨(即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二进宫”)。

　　 邹旭东说，在此期间，深圳市委还收到了一份发至全国各省军级单位的文件，名字就叫《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联想到社会上的各种议论，这是影射我们不要把特区变成旧中国的租界”。政治气氛骤然紧张！

　　 “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邹旭东说，就连平时敢想敢干、敢冒风险的硬汉梁湘，也紧锁双眉、心情凝重，说话少了，经常长时间地陷入深思。有一次，在与梁湘一起散步时，邹旭东说：“解放都三十年了，政权也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怎么可能会变成租界呢？”梁湘看了他一眼，默然无语。

　　 就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任仲夷“二进宫”回来。很多干部吃惊地发现，任仲夷看上去没什么变化，而且，在传达中央精神的会议上，硬是把气氛由“杀气腾腾”变成了“热气腾腾”，而且对深圳改革倾注了更多心血。

　　 邹旭东说，1982年是深圳特区极不寻常的一年，也是任仲夷对深圳关心最多的一年。根据他保留的笔记本上的不完全记录，仅上半年时间，除了贯彻全省地市委书记会议精神外，梁湘传达任仲夷对深圳的工作指示就有三次，任仲夷本人来深圳作正式调研一次。此外，任仲夷还至少两次以到深圳治牙为名，在下榻的迎宾馆与梁湘进行了好几个钟头的长谈。虽然并不在场，但是，邹旭东说，能明显感到梁湘的心情变化：如释重负。

　　 邹旭东的笔记中记录了任仲夷当年2月2日、2月18日、3月6日对深圳工作的三次指示。在这些指示中，承受了巨大压力的任仲夷不仅没有批评指责深圳方面的工作，反而充分肯定了深圳两年来的成绩，依然表示“对内要抓紧改革，政策要放宽”，“打击走私”，“但决不搞运动，决不扩大化”。

　　 当年6月1日，任仲夷到深圳调研。就在这次考察期间，邹旭东的笔记本上记录下了任仲夷的三句话：“一、又要搞特区，又不搞成殖民地。过去不仅有租借地，甚至整个中国都是半殖民地；二、宋振庭同志(编者注：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给我们工作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三、香港在推广普通话，深圳也应推广普通话。”

　　 “让梁湘当‘深督’”胡耀邦考察深圳，任仲夷谈引进外资问题

　　 在任仲夷的大力支持下，深圳度过了非同寻常的1982年。

　　 1983年2月上旬，胡耀邦来深圳考察，任仲夷、吴南生陪同。在向胡耀邦汇报工作前，梁湘对一些问题拿捏不准，首先征求任、吴两位领导的意见。

　　 邹旭东记得，当梁湘问到特区的经济性质时，任仲夷说：“引进外资是我们自力更生不可缺少的方法，能引进来就是你的本事！少说点主义，多说点实际，多干点社会主义”。还说：“现在搞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为将来收回香港作准备，将来经济特区搞好了，香港也就同意回归了。”

　　 在任仲夷“少说主义、多说实际”的原则下，梁湘当面向胡耀邦汇报了工作。而且，提到了面临的实际困难：邮电部门既没钱投资通讯事业，我们提出引进外资，建好后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又说会“泄密”和有“主权问题”，不让引资。电话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特区经济发展。

　　 邹旭东记录下了当时胡耀邦和任仲夷的一番精彩对话：

　　 胡耀邦说：“建好了交给他们管理有什么不好？什么主权！(这就好比)‘林冲投奔王伦，王伦不要’。我把人马和枪带来投靠你，为什么不收编？全副武装带来你都不收编，那我只好自己搞一个二郎山，‘落草为王’！”

　　 任仲夷接着说：“要办好经济特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落草为王“，让梁湘同志当‘深督’(意指有自治权)！”

　　 话虽如此，深圳市电话通讯问题一直等到谷牧副总理4月上旬来深圳视察，亲自把中央邮电部门、省邮电局的领导找来，才基本上得到解决。当时改革的阻力可见一斑！

　　 “苏维埃+香港有用的东西” 任仲夷提出应该多给特区自主权

　　 1983年4月6日至18日，谷牧副总理及国务院特区办领导一行在深圳考察。4月4日，谷牧一行先到广州，当天下午在省委珠岛宾馆一号楼，与省委领导任仲夷、梁灵光、林若、吴南生及梁湘等人，谈考察计划和工作安排。

　　 邹旭东说，谷牧在会上谈到深圳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大意是：经济特区现在并非已为全党、全国人民所承认，中央机关知道特区是怎么一回事的还不多。

　　 任仲夷接着说：“我认为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还是要搞的，特区要坚持办下去。王震副总理在湖南对我说，有的人对搞经济特区有‘三怕’，怕香港化，怕洋化，怕资产阶级化！”

　　 他又进一步阐述说：“不要认为‘香港化’什么都不好，‘苏维埃+香港有用的东西’，有了这些内容，共产主义运动就更加丰富了！”

　　 任仲夷还再次提出应该多给特区自主权：“对经济特区，中央、省该管什么，给下面哪些自主权，定出几条来就有章法了。省里是该帮的帮，该管的管，帮多管少。”

　　 谷牧这次考察回京后，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不久，谷牧专门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经济特区要坚决地办下去！”

　　 任老有“特区情结” 主政辽宁时曾向中央提出在大连办特区

　　 邹旭东最后一次与任仲夷相见，是在2005年8月，惠州市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活动上。那时，任仲夷已经相当消瘦。邹旭东再次和他谈到深圳创业经历，并问他：试办特区初期为什么这么困难、压力这么大？

　　 任仲夷淡淡地说：“因为那时中央有两种声音，不然为什么大连市想办经济特区而没有办成”。

　　 任仲夷的秘书李次岩说，任老有一种“特区情结”。早在主政辽宁时，就向中央提出要在大连办特区，但没有得到批准。随后，中央提出工作调动，曾有多个去处。但是，任仲夷选择来到广东，亲手开垦这片改革的试验田。

　　 与任仲夷分别后三个月，邹旭东接到任仲夷儿子的电话，告知老人去世。邹旭东匆忙赶到广州。家人遵照任仲夷的意见，没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只是应亲友要求，在家搭了一个灵堂。全国各地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原副总理田纪云亦亲临灵堂，题下悼词：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真正的共产党人、改革开放的大将。

　　 李次岩还记得一个细节：他看到田纪云题字时，由于桌子太低，站着写字很不方便，便拿过一个椅子放在他身后。田纪云却一下踢开了。“他不是和谁生气，而是当时内心太过沉痛”，李次岩说。

　　 两年后，人们再次缅怀老人的功绩风范、谈论如何继承发扬老人的政治智慧时，已经比较淡定。这种心境大抵如任仲夷另一位秘书潘东生所说：极目南天千嶂秀，盼公载梦踏歌回。（记者 王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