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1月6日《法制日报》发表的《反歧视须教育立法并重》一文中提及了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一些经验。现在继续为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工作和运作，用意是通过这个现有的模式，为我国内地的反歧视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于1996年5月间成立，负责执行三条反歧视法例，即《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委员会是一个法定机构，意指委员会的设立、职能、权力及财政资源等，皆由法例明文规定。委员会的运作经费来自政府，但在管理和运作上却全然独立。委员会须每年提交工作报告给予香港的立法会省览。委员会的职员也不归列公务员编制。

　　 委员会的职能主要有：投诉处理及调解、法律协助和公众教育及推广。

　　 首先是投诉处理及调解职能。根据香港的反歧视条例，委员会必须在收到投诉后，进行调查并致力通过调解的方式协助双方解决纠纷。投诉及调解程序都是保密的。委员会并不就投诉作出裁决。调解是一个自愿参与而且保密的过程，双方均可参与讨论。相比起法庭诉讼而言，调解是一个既节省精力，又将损害减至最低程度的程序。通过商议而达成的和解方案，往往更加能符合双方的利益和需要。我们的调解成功率平均超过百分之七十。因此，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只有很少的受屈人自行通过法律程序向歧视者提出申诉；大部分人士都选择向委员会提出投诉解决问题。

　　 其次是法律协助职能。当然，并非所有的个案都可以通过调解解决。根据香港的反歧视条例，在调解不成功的情况下，投诉人可以向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法律协助。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的角色就从中立的角色转移到了倡导的角色，可为投诉人提供不同的法律协助，包括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申请都是由委员会辖下的法律及投诉专责小组负责审批。委员会成立十年以来，处理了大约8000宗投诉，收到了近400宗的法律协助申请，经审视以后，批准了约50多宗，最终只有10多宗个案须由法庭进行聆讯。由此可见，通过立法的手段消除歧视，实际上推动了社会的反歧视文化，并没有增加社会负担或制造对立，反而提供了合适的途径让受屈人士寻求补偿。

　　 其三是教育及推广职能。委员会亦理解到教育的重要性。所以，除了处理投诉外，我们亦通过研究、调查、推广及公众教育等工作，提高社会各界对歧视现象及平等机会概念的认识。我们积极地与政府部门、商会及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建造一个推广平等机会的网络，通过网络鼓励并协助雇主及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落实良好的平等机会政策及措施。

　　 委员会举办的教育及推行活动十分多元化，例如通过电视节目、戏剧、公开表演、展览，各类比赛等，向市民大众介绍平等机会讯息。委员会也出版通讯，以及法例实务指引等等。透过网站(http：//www.eoc.org.hk)，任何人士均可得到所需的平等机会信息，包括法例全文、调解成功的投诉个案、网上训练课程、以及各种推广及教育活动的讯息等等。

　　 当然，仅有平等机会委员会也还不够。要想建立一个有平等机会、没有歧视的社会，还要经过一段漫漫长路，其中涉及的是怎样改变社会文化。

　　 实际上，倡议平等机会的意义，在于赋予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发展权利。不论是什么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就业、教育及参与社会的机会。个人得不到平等机会发展，也就是受到歧视，受伤害的不单只是个人，社会也会受到影响。人力资源往往是社会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个人因为遭受歧视以至未能发挥所长，社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

　　 倡议平等机会，有利于社会的建设。社会上人人都可享有资源和参与社会，并不因为个人的一些特质而受歧视，这样的社会才可达致和谐安定，促进兼容，这亦是社会公义的重要目标。因此，在推行反歧视时，我们必须了解到立法与教育是可以并容的。但立法可达致的功能，难由教育措施取而代之。立法反歧视可以确立一个不偏不倚、独立的监管制度，为社会设下标准，并让受屈者可依循指定的途径提出申诉。这就是监管制度的核心，而法律则为整个制度的基础。

　　 最后，希望我们在香港实施反歧视的经验，能够抛砖引玉，带来社会上更多的讨论和意见，为反歧视立法这一议题建立更为巩固的基石。（邓尔邦 作者系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