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阅读《参考消息》
2007年3月1日，是《参考消息》报问世50周年的日子。《参考消息》是在批判斯大林、破除僵化思想的背景下于1957年诞生的，是一项打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新政”。50年来，它一直以“教育人民”为宗旨，以刊登外国和台、港、澳地区的通讯社、报刊等媒体上的材料为内容，从而保持了毛泽东当年说的“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的地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小小的构件。
当然，50年来，《参考消息》报不是一成不变的。老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篇幅从四开四版增加到四开八版，每周还要增加出版“专刊”、“副刊”、“特刊”各一次，每刊都是八版，其余时间还有“地方参考版”，俨然是一份有相当厚度的报纸，而不再是“小报”了。进入21世纪，它更从原来新华社参考材料编辑部(简称“参编部”)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参考消息报社。
其实，它的最大变化，从报纸性质来说，是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发行，报纸刊头下的4个小字“内部刊物”悄然消失了，读者可以在全国各地报摊上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它。这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信息的开放程度大大增加。30多年前，周恩来在向法国总统德斯坦介绍发行《参考消息》的意义时说，“中国人不怕资本主义思想(宣传)”，确实如此。
这个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的。它和中国其他改革开放措施一样，都是渐进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参考消息》在开始这个过程时，笔者恰好在新华社的参考材料编辑部工作，亲历了其间的一些变化。现在，笔者把改革开放初期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发行过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回忆出来并告诉读者，对关心和想了解它的人，或许是一件有益的事。
《参考消息》发行的黄金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一段时间，是《参考消息》发行的黄金时期，1979年达到900多万份，不仅在中国报纸的发行量中独占鳌头，就是在世界报纸的发行量中也是前几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有多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应该归之于20世纪70年代中央调整对外策略。为让全国人民了解时代形势，毛泽东下令扩大《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打破当时只允许中层干部以上和一定范围的知识界的订阅限制，要求全国共产党的每个支部，包括工、农、兵、学、商等各条战线，都要有一份《参考消息》。这样一来，《参考消息》的发行量便从长期的几十万份一下子升到百万份。
第二个原因，是《参考消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好事，时间刚过不久，读者还没有遗忘。特别是《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基层后，初次接触到它的读者，看到了它的大量独有报道是其他媒体上没有的。这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报道至少有两回：一回是《参考消息》刊登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一回是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参考消息》一连20多天每天用两三个整版篇幅刊登国外有关的反应，与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其他国内报纸大不相同。
第三个原因，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规模落实干部政策。“文化大革命”前的《参考消息》，它的读者是“限制性”的，对行政级别、职业性质都有规定，能够阅读《参考消息》，代表此人的一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在“革命”和“专政”的口号下被取消了《参考消息》的阅读资格，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林彪事件后才得以恢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落实干部政策，被取消阅读《参考消息》资格的干部纷纷要求恢复阅读资格，甚至把能否阅读《参考消息》当成衡量干部政策是否完全落实的标志之一。那时参编部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来信，要求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参考消息》一般都是邮局送到订户所在单位，由收发室分发，叫做“集订集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于各种变化，读者纷纷要求邮局直接送到户。这些都迫使参编部和邮局打交道，替读者呼吁争取。
第四个原因，是当时发生的和我国有关的几件大事，吸引着读者想从《参考消息》上得到更多的消息，这就是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访美和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尤其是后者，当时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每日战报，新华社不作公开报道，而由《参考消息》独家公布，只有《参考消息》的读者才能了解每日战况。
上述四个原因，又可以归结为两方面，即行政力量对报纸发行量的影响和《参考消息》本身确有独家报道的优势。这两个方面，对于《参考消息》的发行量能够攀上巅峰大概有密切关系。
突破做《参考资料》“摘要版”的传统
1980年，我被调到参考材料编辑部的领导岗位。当时参编部主管的刊物有10多种，《参考消息》是其中之一，当然是发行量最大的。在部领导的分工上，我除原管的值班室工作外，部主任陈理昂要我兼管《参考消息》。他说服我的理由，是我有曾经在报纸工作的经历。按照“首先为中央服务”的方针，在众多刊物中，无论如何，《参考消息》的工作排不上第一位。当时，《参考消息》的发行量已经开始出现下滑趋势，而且一掉就是百万份。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参编部领导班子着急，社党组也专门为此开了会。对于读者希望从《参考消息》上多看到一些有关外国人看中国的信息，上下都持审慎态度。当时参编部的领导班子对发行量下滑情况的认识，偏重于新出现的报刊市场竞争，希望《参考消息》能适应市场竞争，改进自己的编辑工作和发行工作。《参考消息》编辑组的同志大体也是这种认识。因此，编辑们一门心思在编辑方面下工夫，力求打破现状，制止发行量下滑。
《参考消息》的现状是什么？从工作方法和材料来源两个方面来说，从1957年《参考消息》报问世开始，它就是从《参考资料》(参编部的主要产品，只供党和国家高级干部及有关单位阅读)中选材。形象地说，《参考消息》是《参考资料》的“摘要版”，《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是《参考资料》的深加工工作。从信息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参考消息》读者所能知道的信息，必须局限于中央已经知道的信息范围内，超前知道是不允许的。打破现状，就是打破从《参考资料》中选材的局限。
《参考消息》刊登《参考资料》以外的材料，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只有极少数几次。譬如：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屠杀印尼共产党的政变时，配合发表了1927年中国国民党“清共”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的文章；1969年连载的日本记者所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长文；以后又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周恩来的6篇访谈录。这几次都是周恩来亲自指示刊登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参考消息》的最资深干部殷新程率先从《参考资料》以外选了一些稿件，记得有《20世纪大事记》、《义犬救主》等等，刊登在《参考消息》上。因为次数不算频繁，稿件受读者欢迎，又没有引起任何有关方面的注意或制止，这种“偷跑”或说是打破做“摘要版”传统的尝试，就算是被默认了。这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接任参编部主任的方实主持工作时出现的事。直到1983年，这种做法才在社党组会上被确认。
我兼管《参考消息》后，对它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调整版面。“文化大革命”中，《参考消息》四个版的版面分配(一版要闻、反美斗争，二版苏美矛盾，三版其他重要新闻，四版对中国反应)，是1971年时周恩来下达的指示，整个70年代一直沿袭下来。不管国际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党的方针任务有了什么改变、调整，没有人去考虑变动它。我的建议是将一、四版登要闻、动态，二版围绕一个主题搞成大专栏，三版搞成分类的小专栏，偏重知识性。我没有直接向《参考消息》编辑部提出，而是在征求了部领导班子同意并经过社领导点头后，才在《参考消息》编辑部内布置推行，这样在编辑人员中也没有遇到阻力。倒是外面有一些熟人向我提出质疑，担心《参考消息》信息量大、消息多的特色被淡化，劝我不要走“杂志化”的路子。二版的“大专栏”，实行起来本来难度就大，又因为读者中有这样的担心，实行了一个时期后，又作了调整，二版又恢复了登动态新闻。
《参考消息》调整版面后，带来的两个新情况都是我事先未料到的：一个是进一步推动了编辑们到《参考资料》外去选材；另一个是增加了和社总编室副总编们的意见分歧。前一个现象，是编辑们为办好《参考消息》而努力的积极性的表现，尽管我事先未料到，但我能理解；后一个我则全无思想准备。
与社总编室副总编们的分歧意见，并没有发生在《参考消息》是否打破做《参考资料》“摘要版”的传统工作方法上，而是主要集中在所选出的一些具体稿件上，尤其是第三版小专栏的稿件上。过去，《参考消息》的样稿，社总编室的副总编只是浏览一下，很少发表意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要说话、要表态了。自从《参考消息》调整版面以后，在《参考消息》的样稿上，经常看到被“枪毙”的稿件，并且没有说明理由。这些被“枪毙”的稿件，大多是从港台报刊上选出的涉台稿件。
记得有一篇从台湾报纸上选出的题为《源》的文章，也被社总编室值班的副总编给“枪毙”了。这篇稿件的内容，讲的是台湾居民主要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历史。我理解编辑选择这篇稿件的想法是要从一个侧面说明祖国统一的道理，而不理解社总编室副总编为什么要“枪毙”它。我把被“枪毙”的《参考消息》样稿留存了一些，向部主任陈理昂汇报以后，建议请主管参编部工作的副社长召集一次社总编室和参编部领导的联席会议，沟通一下意见，解决分歧。陈理昂支持我的建议。
“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一级领导对各编辑部的领导采取什么体制我不了解，粉碎“四人帮”后仿佛又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一位副社长主管参编部的工作，从政治到业务，参编部有事都去请示主管副社长。这时主管参编部的是两年前调任新华社副社长的刘敬之。汇报上去后，刘敬之接受了参编部的建议，亲自布置召开并主持了社总编室和参编部领导的联席会议。
当天上午，陈理昂和我携带着被社总编室“枪毙”了的《参考消息》样稿提前到会。社总编室来了一位副总编。我说了《参考消息》编辑们选稿的考虑，请求解释被“枪毙”的原因。那位副总编只是坐着听，一言不发，也不知道是接受了参编部的说明，还是不同意，弄得大家好不尴尬。最后，刘敬之只得说，以后你们商量着办吧。会议无果而散。
会后，《参考消息》仍按自己对形势、任务的了解选材，社总编室副总编们也依然行使他们认为该“枪毙”就“枪毙”的权力。这个问题直到冯健出任副社长兼社总编辑，把社总编室的几位副总编和各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一个编委会，每周开会讨论报道问题，上下意见分歧的矛盾才大体上得以解决。
我离休后，有一次遇到一位比较熟悉的也离休了的社总编室原副总编，向他请教那时社总编室为何对《参考消息》稿件看得那么严。他苦笑着说，社长嘱咐我们要把好关，我们把关的标准就是凡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就不要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