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版”和《参考消息专辑》的出现
与《参考消息》版面调整有关的另一件事是出版“周末版”，这是发生在1984年的事。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报都在力求活泼版面，而《参考消息》发行量的下滑趋势还未停止，这迫使我们不得不为它继续开动脑筋。有的报纸出版了“周末版”，我想这也是一个路子。
1984年初在社里的一次聚会上，正好我的座次和副社长冯健相邻。我试探着向他提出：《参考消息》能不能办“周末版”？他反向我问道：“你是不是想让报纸‘软’一点？”
“软”是1957年鸣放、反右时期中国新闻界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我当时设想的《参考消息》“周末版”，只是想让版面活泼一点，内容多样化一些，能够吸引读者，还没有把它概括成“软”。冯健这么一问，我便顺口回答说：“也可以这么说吧。”没想到，他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吧！”
我回到报社心里挺高兴，心想冯健办事痛快，也没有写正式报告要求批准，就直接在参编部中布置下去，调了新华社进城以来就从事参考报道工作的老编辑李抹陈专门负责“周末版”。1984年5月19日，《参考消息》第一个“周末版”就同读者见面了。
然而，第一个“周末版”没有在读者中获得特别反响，原因就是动手太仓促，酝酿不充分，策划不周全，没有做好事前宣传工作。但是，“周末版”还是办了下来，而且越办越好，读者反应也越来越热烈，甚至有读者来信希望整个《参考消息》都办成“周末版”。这就为以后办好和再往后开设“专刊”、“副刊”、“特刊”打开了一个思路。
还有一件事虽然和《参考消息》本身改进编辑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因挂上了《参考消息》的招牌，在此还应该提一下，这就是出版《参考消息专辑》。
出版专辑，原是参考报道工作中的一项传统，早在20世纪50年代参编部成立时就开始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时期都没有停止过。只是专辑有的挂在《参考资料》名下，称为《参考资料专辑》；有的什么刊物名称都没有，在参编部内被称为“白皮书”。专辑的出版时间也不固定，视工作需要和编译力量而定，有的是上边出的题目，参编部组织力量完成的。这些专辑，发送的对象不同，但都是内部的，免费随有关刊物发到订户手中，就是没有《参考消息》订户的份。
改革开放初期，专辑工作的改革是：换了招牌，从《参考资料专辑》改成《参考消息专辑》；发行对象也从随其他内部刊物订户免费发送改为面向社会，出版前先在《参考消息》上广告公示，需要的订户先缴费预订，订户没有条件限制，尽量满足需要，同时避免造成浪费。简言之，就是扩大这一部分信息的开放程度，取消读者的限制条件，变免费提供为有偿服务。
《参考消息专辑》的内容仍是围绕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务选材：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四个现代化、统一祖国；再就是增加一个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反应，这是《参考消息》读者关心的热点课题。它没有具体的编辑出版计划，而是视信息开发情况和编译力量而定，可以说是“短、平、快”或“现炒现卖”的办法。
我约略查了一下，从1983年下半年到1986年底，也就是从《参考消息专辑》出版第1期《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海外人士评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到我离休，不到4年的时间里，共计出版了28期。其中的《日美欧苏是怎样发展科技的》、《举世瞩目的伟大试验――外国报刊谈中国改革》、《现代世界的政治体制》、《21世纪新领域》等，都是其他媒体没有发表过的，都是第一次和中国读者见面。
出版专辑，中国读者可以用最省钱的、最便捷的方法读到丰富的信息，对于人们了解世界大有好处。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陈云等，就曾派人来订购他们感兴趣的《参考消息专辑》。
中缝刊登广告与“内部刊物”4个字的悄然消失
《参考消息》中缝刊登广告，与《参考消息》的编辑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又是改革开放初期《参考消息》的一项创新工作，给新华社的广告事业也带了头。
我分管《参考消息》后，建议版面进行调整，但总感觉一、四版和二、三版之间的两个中缝长期空置而没有利用起来太可惜。当时参编部正在恢复和建立内部各项管理制度，要巩固这些制度需要激励机制，需要一定的经济力量支持，我想可以利用《参考消息》两个中缝刊登广告，搞一些收入。恰好部办公室主任李鸿林也建议《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俩联合向参编部领导班子提出这个建议，获得一致支持，并决定让李鸿林到社办公会议上去备案。不想在社办公会议上，一位社副秘书长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你们要搞资本主义啊？！”虽有这样的看法，但社办公会议没有作出明确不准刊登广告的意见。李鸿林回来一说，参编部副主任杨效农听后发火道：“什么搞资本主义？批评由我承担。”这样，参编部领导班子再一次下了决心，开辟《参考消息》的广告事业。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
建国后，报纸很少有刊登广告的。《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不知能排上第几名，在新华社中这确实是一件带头的事。从此，新华社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有形媒体阵地开始了广告事业。发展到现在，全国没有一家媒体不刊登广告的。
10年以后，随着《参考消息》的篇幅增加，给广告提供的空间也愈来愈大，广告的年收入很快就超过亿元大关，成为新华社财务收入的主要支柱之一，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期。
《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一直是通过邮局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编辑部从来没有同邮局系统打过交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考消息》编辑部收到有关订阅方面的来信突然增加，被迫和邮局打起交道。发行量下滑后，编辑部派出一些人到各地了解情况，不可避免地也向地方邮局作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各地大专院校还存在很大空间，而这里本是开放阅读《参考消息》的。为加强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84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先后作出批示，国家教委在1985年1月还发出文件，要求全国高等院校校方给所有学生每间宿舍订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参考消息》。1986年8月，《参考消息》专门开了发行会议，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国家教委和邮政总局都派人参加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行政力量支持《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就在此次会议前的1985年1月1日，《参考消息》报头下的“内部刊物”4个字已经中宣部同意变成了“限国内发行”。这时，《参考消息》报的发行已不完全依靠邮局订阅，开始允许上报摊零售而成为完全公开发行的报纸了。隔了不久，连这几个小字也没有了，只是在主管机关内部登记时，作为“国内发行”报纸。
从“内部刊物”到摆上报摊公开叫卖，《参考消息》在改革开放初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顺其自然的。尽管这期间的各种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报纸发行量的下滑，但是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领导人把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报纸作为预定的、有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早在《参考消息》报出版的第二天，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出版《参考消息》报时，指着报头下的几个小字(当时是“内部刊物，不得遗失”8个字)说：“什么‘不得遗失’？人家遗失了，有什么要紧！不要那么多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时至今日，经过20多年的拼搏，《参考消息》报虽然主要仍是通过邮局订阅，但其发行量完全依靠市场，行政力量对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在多年的市场调查中，全中国日报的发行量记录表明，《参考消息》报仍然连年拔得头筹。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这是一件多么可贺和不容易的事！这个事实也表明，中国社会对《参考消息》报是肯定的，是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