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本刊记者/黄艾禾黄少华吕振亚(发自北京、台北、温哥华)

　　在送李永得和徐璐前往他们下榻的长城饭店的路上，陈佐洱向两位台湾记者诚恳表态：在祖国大陆准备采访什么？有什么要求？我会尽一切努力来协助。而对李永得和徐璐来说，出发前吴丰山曾对他们说，“只要进入大陆就是成功”，因此事前的采访计划并不周详，大致列了北京、南京、广州、上海、杭州等几个地方。到了东京，李永得灵机一动又想去福建沿海，认为要了解台湾人回大陆探亲观光的情况，一定要去那里看看。后来李、徐二人还是给陈佐洱列出了一个大致计划和准备在北京采访的名单。

　　“要开放，要实事求是”

　　陈佐洱从宾馆返回到家中时，天已破晓。他顾不上休息，马上邀请他的助手和同事们一起帮他找名单上人的联络方式。“那是在调动整个中新社的资源帮他们采访啊！”陈佐洱说。

　　这是一种奇特的采访联络。原本新闻记者应该自己寻找自己联络的这些线索，都由中新社的记者们帮着做了。陈佐洱的解释是：“由于他们来自台湾，又是第一次踏上大陆，为减少无谓的不便和误会，中新社是乐意帮忙的。”

　　当天晚上，当陈佐洱把一份初拟的日程表及那些采访对象的电话、地址告诉李永得和徐璐时，他看得出，二位记者流露出的欣佩和感激。

　　在这份名单中，列有张春男、王锡爵、陈鼓应、黄顺兴、李大维等从台湾过来的“叛逃者”的名字，甚至还包括当时的敏感人物方励之。所有的人，根据“台湾记者想采访谁，到什么地方采访，都要尽量满足”的原则，都只负责联络，不陪同采访。这一点，连方励之和他当时所属的中国科学院都很惊讶。当陈佐洱在电话里询问，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台湾记者时，方励之还反复地问：“啊？你不陪来啊？”

　　后来，李、徐二位又到了杭州、广州、深圳和厦门采访。陈佐洱说，两位记者恐怕不知道，他们要去的每一个城市，我和张处长都会比他们提前一两天到达，把中央对台办的精神贯彻下去。在广州的时候，他们住在花园饭店，当时门口都围了很多人，大家都想看看他们，我也挤到人群中间去看过他们。“每到一站，就要召开当地有省委宣传部、对外宣传部门、中新社、公安厅啦、安全厅等部门的联席会议，我和老张两个人讲，我讲接待，老张讲保卫注意的事项。一直讲到最后一站厦门。”

　　“当时心情很紧张的。”陈佐洱说。紧张不仅仅是怕出意外，还有——怕作假。“当时改革开放还不太久，有些地方、部门还比较保守，说不定哪个单位生怕被台湾记者抓到什么污点、阴暗面，而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都跟他们讲：要开放，要实事求是。”

　　两岸中国人之间：交融与隔膜

　　作为两名职业记者，李永得和徐璐此行采访最深的感受之一是，他们俩本身变成了最抢眼的采访对象。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大批中外记者追踪，他们称在大陆的14天，是在“天罗地网中采访”。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他们对记者表达感受：“北京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城市。”李永得说，最初看见那些高级的饭店时，感到很意外，想不到有那样高的水准，但当走出饭店，看到普通人民的生活时，总觉得有一段距离。“道两旁是一排排不加任何装饰的商店，这些商店出售最老式的商品和服装。”他们后来在报道里这样描述北京：“满街的脚踏车、古老破旧的店铺，穿着灰朴、表情平淡的老百姓。”

　　这样的描述，经过大陆《参考消息》的转载，让平时看惯了大陆记者文风的读者们，闻到一股新鲜之风。不过，隐隐地，也让人们读出一种“漠然又逼人”的心态。

　　时隔20年，王谨希回忆说：“他们确实也没说什么大陆的好话。甚至可以说，他们二人开始是瞧不起大陆的。在北京逛夜市时，看到不少物品都标有‘台湾制造’，李、徐二人显得很得意——由于当时两岸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现实差距，两位台湾记者对所见所闻的反应是正常的。”

　　后来，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李永得说出当时心中的疑虑：在大陆，他们出外采访，常有很多内地记者相随，明谓是采访他们，但采访的内容并不见报，而且他们的所有活动，均由这些所谓记者的人全录了像。

　　陈佐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在饭店门口，两位台湾记者伸手叫出租。但是过来的第一辆出租车，他们却没上，而是又多走几步上了第二辆。可能是他们怕第一辆出租是安排好的“特别出租”。

　　9月19日，李永得和徐璐离开北京前往杭州。在那里，他们游览了原先只是在书上见到的西湖，徐璐还见到了她的姨母和表弟，徐璐与姨母抱头大哭。次日，他们到达广州，他们逛商店，与市民交谈，在路边餐厅吃饭，参观并采访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旧址和孙中山故居。在医院，他们被一位医生认出，说，我今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照片了，欢迎你们！而在孙中山故居，他们见到故居陈列馆的负责人及一批当地记者已等在门口。李永得很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到来?一位负责人笑着说:我们猜想你们一定会来的。

　　四天以后，李、徐二人又赴深圳和厦门。在深圳，他们看了海关大楼出入境检查关口、中英街等，在厦门，他们采访了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并采访了东山的“寡妇村”——当年，这个村的大部分男子都跟着国民党军队去了台湾。

　　对厦大的台湾研究所，二位记者的评价是：研究所的教授对台湾的历史地理情况很熟悉，研究得很细，连两位记者不知道的地理资料，他们都很清楚；但对台湾近期的发展与实况，则了解不足。

　　还是在北京的时候，李永得就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来到大陆，他们“一点儿也没感到自己是外国人，强烈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点，到了厦门以后感觉就分外强烈。当他们在厦门看到一些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晚上，李永得和徐璐到街上逛了很久，沿路看到许多小吃店，连用来放熟食的木架玻璃框白瓷砖“流理台”都一样，卖的东西也一样，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的有了一种仿佛置身于台湾某条古老的街上的幻觉。”

　　两位记者在日后写的书中这样叙述道：“亲眼看到真实的大陆之后，不禁令我们感到过去几十年中，台湾当局所做的反共宣传是多么僵化。就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而言，大陆确实仍是落后的，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对它的试图改革视若无睹……”

　　“我们创造了历史”

　　李永得与徐璐赴大陆采访的事件，深刻震动了台湾。据台湾媒体报道，当时，在台北的酒馆里，甚至出现了一种“返乡酒拳”，叫做“一国，两制，三通，四流，六万(旅费)，七天(签证)，八件(三大五小礼物)，九别(重逢)，十全(全家团圆)。”

　　而反响最强烈的，还是台湾的新闻界。据香港媒体当时援引一家英文媒体的消息称，台湾许多报社的记者，纷纷以“度假”或“工作”的名义，前往一些亚洲国家，一俟禁令解除就进入大陆采访。这批记者大部分都到了日本。

　　这给台湾当局极大压力。9月27日，台湾“行政院”新闻局发表声明，指《自立晚报》及李徐两记者“以不实之文书欺骗本局申请出国”已违反法令,决定两年内停止受理该报及其人员“出国”申请，并将此案有关人员移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

　　而吴丰山则表示，对当局将用刑法指控他们表示失望，他说：“这太过分了，我们是无辜的，我将接受任何公正的处罚，但是我将聘请最好的律师为我辩护，我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罚作斗争。”

　　而实际上台湾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是外紧内松。“当我们从东京飞抵北京之后，国民党中常会上曾有中常委要求关掉《自立晚报》，但是反对关掉报社的改革派的力量和声音(包括当时《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先生也都反对关闭报社)仍压过了极少数的保守派的声音。”徐璐回忆说。

　　而在大陆这边，陈佐洱也隐隐感觉到了压力。自从那句“等你们38年了”出口，各种反应都来了。有人说，这是中新社专稿语言啊，又有人说，这句话没有立场——38年都在等台湾人？后来据说还是小平同志拍板，称这句话“讲得好！”陈佐洱悬在半空的心才落了下来。

　　事实上，两位台湾记者回到台湾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各界声援的函电像雪片般飞来。许多国民党“改革派”的高层，私下吃饭时，都对他们表示支持。徐璐说:“在起诉过程，我们和一些国民党改革派的官员吃饭，他们都对这个起诉毫不当真。当时任司法院长的林洋港先生在一次饭局中说，‘好吧！如果你们真的被关，我就天天送啤酒进去给你们喝。’”《自立晚报》聘请了有6位名律师的辩护团应战，最后打赢了官司，“处罚”不了了之。

　　而在大陆，接待台湾记者任务完成后，有关领导特地组织了一个包括中宣部、对台办等领导在内、有40几个部委参加的座谈会，专门听取中新社社长王士谷和陈佐洱的汇报。

　　事后，《自立晚报》的总编辑陈国祥曾说，是“我们创造了历史”。陈佐洱则评价说，应该说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就在李永得和徐璐回到台湾后一个月，11月2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开放当天，就有2000多人办理了赴大陆探亲的证件。

　　台海两岸民间正式交流的大门，从此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