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湖北荆州下辖的洪湖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将全年15900条公务用烟指标摊派到各级机关和基层乡镇，并要求“吸烟就吸省产烟”。为了落实机关抽烟情况，政府甚至派调查人员深入基层，捡烟头、翻纸篓采集烟头标本，根据烟头品牌数量进行量化统计，实行县市排名，最终成为领导问责的重要参考。

　　 正如新闻报道中提到的，荆州地区诸县财政并不丰裕，而烟草税收在各县地位举足轻重。比如洪湖，2006年烟草税收成为全市纳税第一，对地方财税的贡献，竟达八分之一强——这不仅是荆州的情况，整个国家的财政都非常依赖烟草。比如2004年公布的国内企业纳税100强，从行业分布看，有35家烟草企业进入100强，共纳税1077亿元，占百强纳税总额的34.91%，烟草制造业依然是我国税收贡献第一大产业。当烟草企业纳税占着政府财政支柱性的地位时，以红头文件下达抽烟任务就自然成为官员理性的选择。

　　 我国目前约有3.5亿吸烟者，居世界各国之首，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近100万，烟草企业的效益和政府高额的税收是建立在透支全民健康的基础上，可这样的认识并没有融入我们的GDP理性中，相反，既有的GDP核算在逻辑上甚至“鼓励”这种透支国民健康的选择。比如，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GDP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对饮用水的污染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相反，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再免费地享用清新的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市去买“蒸馏水”或购买昂贵设备以清洁空气，结果进一步增加了GDP。也就是说，破坏环境为增加GDP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

　　 同样，鼓励吸烟也是如此，吸烟当然增加了GDP，可由于吸烟而透支的全民健康并不会在GDP中扣除，相反，吸烟得病增多了公众去医院的次数，增加了公众的医疗支出，这也会算入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就是说，鼓励吸烟能为GDP增长提供多次增值的机会。

　　 如此GDP核算框架中，“百官倡烟”当然是政府非常理性的选择。（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