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5·30”暴跌的股民，不仅仅深刻感受到印花税的威力，还认识了另一税种——资本利得税。从那以后，资本利得税是否出台、征收，成了悬挂于股民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他们也是如此敏感，所以，当国家税务总局公布最新修订的《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自行纳税申报表》，首次要求高收入者申报要单列炒股收入时，股民们的神经又一次拉响了资本利得税的“警报”——从网民跟帖看，似乎该税呼之欲出，又一个“5·30”迫在眉睫。

　　其实不难理解。资本商品——包括股票、债券、房产、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等，在出售或交易时发生了资产增值，对此征收资本利得税，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人们的具体收益。不管是不是即刻开征该税，个税申报时要求单列炒股所得，确实可认为是在为未来打基础。

　　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敏感？

　　自“5·30”后，“税”字引致的市场情绪变化，是十分明显的。对资本利得税可能开征的各种迹象，股民们习惯于“利空”想象。他们不但忌惮，甚至有一定的畏惧之心。

　　这一现象的成因，固然不能排除“5·30”后心理上的惯性猜疑，但也与不少人对当前证券市场税制不了解有关。尤其是，不清楚当前税制改革的重心——流转税向所得税方向转变的意义。

　　股市交易时征收的印花税，正是流转税的典型代表。流转税有如“雁过拔毛”，要交易，首先留下“买路财”。其作用，在于抑制投机，促成长期投资。因此，今年5月30日印花税突然调整，股民们的“买路成本”陡然增加，市场交易受到了重大打击。

　　此外，当前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征收，属于双向固定税率征收。这样的设计其实是有待改进的：首先，买入和卖出的成本没有差别，税收杠杆的“跷跷板”作用消失，这并不利于抑制投机；其次，中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没区别，大投资者和散户没区别，赢利能力的不同，容易产生一些税负不公。

　　所得税则不同，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着眼点在于二次分配。比如资本利得税，不少国家征收时强调“利得”，以收益为前提，这与不管盈亏都征税的印花税相比较，明显更符合人们的交易心理。

　　在加拿大等国家，如果先年出现资本损失，净损失的50%还可冲抵来年的资本收益，这样来年可少缴税，有效解决了人们“我赚钱了得缴税，那我赔钱怎么办”的疑问。这一疑问，也大量体现在了“个税申报须单列炒股收入”的新闻跟帖当中。

　　从税收激励的角度而论，流转税向所得税的转向，正是税制改革的应由之路。因“5·30”印花税调整而演变成一种“资本利得税恐惧”，其实是并不清楚资本利得税性质的结果。

　　至于一些敏感，颇多“莫名”色彩，是完全不必要的。

　　需要说明的是，税制改革并非易事。所得税的征收，基础条件是有完备的信息系统，掌握纳税人的“所得”情况。如何细化、完善税收信息统计，要求年收入12万元及以上者自行申报，包括新修订的《申报表》，要求单列炒股所得和房产所得等，其实只是具化的措施。

　　一些措施引起疑问，释疑是容易解决的。不容易解决但应解决的是，税制转型中该如何设计制度，以避免转型后出现重复课税的情况。因为，对可能“重复”的担心，正是民众产生一些敏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