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城市化，人们眼前通常会浮现这样两幅极端的图景：数亿农民困守土地，被城市拒之门外；抑或栖身特大城市，无固定居所和职业——其生存状态的不确定性随时提醒人们贫民窟形成的可能性。

　　还有另外的选择吗？

　　近一段时间，中西部县城房价出现上涨趋势。在所谓的推手中，出现了农民工的身影。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现象，引发了如下关注点：这个人群的规模会持续扩大吗？会成为一种潮流吗？其所代表的趋势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新可能。

　　接下来的问题是，尽管乡村人口在向市镇集中，但现行各种制度安排却并不与人口的这种流动趋势配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市镇被权力制约，无法建立起与市民社会相适应的自治的治理架构，无法用自己的资源建设城市化的基础设施与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配套，小城镇发展会不会重蹈大城市发展的覆辙，尚难逆料。

　　去县城买房

　　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们开始涌入县城买房，是中西部县城房价上涨中最有意味的现象

　　正当人们的目光紧盯着大城市的房价时，那些蛰伏在中国中西部的县城，房价正在悄然而快速地节节上升。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几年前还徘徊在每平米几百元的县城房价，正在大面积突破2000元关口。

　　伴随房价上涨的，是县城的急速扩张。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这场逐渐兴起的扩县运动？

　　走，搬进县城去

　　慈利，湘西一座10万人口的中型县城。

　　到处都是新建的工地。高耸的铁架、轰鸣的机器、忙碌的工人，是这座小城常见的风景。在10平方公里的城区内，仅10月份就有7个楼盘在同时对外销售，待售新房超过1500套。

　　这一天正是周末。县城刚下过雨，正在修建的火车站广场上满是泥泞。52岁的修鞋工陈金英带着板凳坐在潮湿的广场台阶边，眼睛来来回回紧盯着过往的脚步。她告诉记者，她女儿家新买的一套90平米楼房，就在广场边即将完工的一栋七层楼里的第三层。明年这个时候，她就会住在里面专心带外孙了。现在她每天一边擦鞋，一边看着自家的房屋一天天成形。

　　陈家的这套房，是以每平米1780元的价格买下来的。共花了15.3万元，首付6万元——三年前，这笔钱可以在当地繁华地段购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三年之后的今天，它只能付房子的三成首付了。现在县城房屋均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

　　房价之所以居高不下，是因为有巨大的市场需求，繁华地段的楼盘更是紧俏。县城中心申鸿华都售楼处工作人员周捷向记者介绍，该楼盘开盘不到两个月，170多套住房已卖出八成。

　　周捷告诉记者，他们的购房者中有四成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还有三到四成是附近乡镇的教师、公务员。他们分别构成了涌入县城的两个主要群体。

　　一个县城的扩容“三步曲”

　　慈利县的“买房运动”经历过三个阶段:先是本县居民买；接着是县城周围乡镇的公务员们进城买房；再后来，是在外打工的农民工们开始涌入。

　　慈利第一栋公开对外发售的商品房出现在2001年，那是一栋六层楼高的橘红色建筑，一层是商铺，上面为住宅。当时住宅的价格为每平米600多元。据慈利县房地产管理局产权产籍股张文革股长介绍，那年买房的基本都是县城里的居民。

　　此前，慈利县本地的房地产商都认为这种开发挣不到钱，结果让邵东来的一个做皮包生意的商人接手了这个楼盘，从慈利掘走了他的第一桶金。这下，众多开发商看到了商机，周边石门县、常德市的开发商涌进，陆续抢占地盘。

　　慈利县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代侨玲告诉记者，2004年，政府开始鼓励旧城拆迁，改造商品房，县城出现房产开发热潮。这一年，县城内的商品房累计销售1500多套，县城开始逐步向东边扩展。此时，县城居民的抢购热潮过去，乡镇干部、教师开始大批进城购买住房。这时县城的房价已上涨到每平米1000元。

　　退休教师吴香庭就是那年买的房，那套房的价格为12万元。虽然花掉老两口所有的积蓄，但老吴两口子还是认为很值得。他们买房，首先为的是方便孙子以后在县城读书。现在，孙子已经开始上城里的幼儿园了。吴香庭的妹妹一家随后也在县城买房，搬进县城。吴香庭笑道:“都说老了落叶归根，我们一大家子，老了却都在往外面搬。”

　　从2006年开始，先后有7家江西的房地产商进驻县城。县城内，每条街都能看到工地围墙，有关楼盘的电视广告、路灯广告、大型户外广告牌开始铺天盖地席卷县城。据代侨玲介绍，从这一年开始，外出务工人员也加入了购房大军。

　　陈金英一家就属于这“第三次浪潮”的购房者。她的家乡在离县城15公里的零溪镇，她的丈夫、女儿、女婿都在深圳打工。去年女儿向春生了孩子，他们便决定买下县城火车站广场边刚开盘的一套房子。

　　几年来，这两股进城的人群在县城内交汇，使这个小城慢慢扩大。与2000年相比，城区面积已由5平方公里扩大到10平方公里。慈利县主管城建的副县长邢川告诉记者：五年之内，县城人口数量增长了一倍。城内居委会由6个增至9个。

　　县城开始快速向东部以及北部扩张。县城东面，已建起了一个容纳近千户居民的大型社区，三栋16层楼高的电梯公寓出现在县城的东边——此前，这里还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建筑。县城的触角也在悄然延伸到河北岸。那条宽约500米的澧水河，曾是县城和农村的分界线，背着背篓的农村人多年已习惯于乘坐木船往返于城乡之间。现在，一条四车道的大桥正在连通城乡，当地政府计划将城区北扩，新移民们将逐渐迁往澧水河北岸这个总面积达一万亩的新区。

　　天然的沟壑不再成为城乡的界线，各乡镇的方言也都在县城内汇集。湖南地方方言历来有“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的说法，县城西街的菜市场上，操着不同口音的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

　　为什么是县城

　　慈利县副县长邢川说，湖南毗邻广东，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仅慈利县每年就约有10万农民工南下广东。多年来，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攒下了一些钱。

　　老一辈的外出打工者们会用在城市里面挣来的钱回农村盖房，村里的平房渐渐换成贴了白瓷砖的楼房。陈金英的丈夫在广东打工几年，在1996年，在村里盖了自己的两层小楼。陈金英记得，夫妇俩拿出了积攒的3万元钱，再向亲戚借了两万元。为了还债，农闲的时候陈金英便来到县城，在火车站旁擦皮鞋。但年轻一代却不愿再走父辈的老路，更倾向于进城。陈金英的女儿就说：“我死也要死在城里，不再回农村。”

　　因此，县城买房的打工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这一代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种过田，他们大多读完初、高中，便汇入南下打工大潮之中，在城市里谋生。他们不会种田，更不愿种田。

　　但在大城市里，凭靠劳动力所换取的微薄收入，并不能让他们真正融入那里。为了多挣钱，向春和丈夫每天都要在流水线上工作11个小时，即使这样，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是不到4000元。“在深圳，就算不吃不喝打一辈子的工，我们也买不起我们现在县城里这样的房子。”向春这样描述他们的生活现状。所以他们选择了在房价相对低廉、生活也不陌生的家乡县城买房。他们愿意趁着年轻，在大城市里挣点钱，积累点资本，然后回到家乡的县城，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做点小生意，过踏实安稳的日子。“相比起回到农村老家，或者是在大城市没有房子的生活，县城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至少这里有个安稳放心的住处安顿家里人。”向春抱着儿子，很满足地笑着对记者说。

　　另一个促使打工者回到县城扎根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土地和亲情的依赖。大部分农民都有一种离土不离乡的故乡情结。向春没想过在更大一点的市区安家：“在县城买房子，不太贵，离老家近，熟人多办事方便。”母亲陈金英对家乡的土地也是念念不忘，“我老了，还要时常回去住一阵子，搬得太远了不行，什么人都不认识，不习惯。”尽管将家搬到了县城，当地农民与乡村的关系也并没有脱离，他们与农村的亲属依然保持着密切往来，农忙的时候甚至回去帮忙干活。

　　向春夫妻决定在县城买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县城房价的节节上涨。“与其从现在起把钱存进银行，还不如买这里的房子。”

　　从2005年起，向春就有了回县城买房的打算，那时，城中心的楼盘不过每平方米1000元。但这个价格让她觉得有点太高了，同样的价格足够在农村修一栋气派的楼房，“那时总觉得房价贵，手头的钱也不够，想等便宜点再买。”

　　然而两年过去了，面对一路飞涨的楼市，和大多数持币待购的买房人一样，向春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了。如今县城中心的房子刚开盘，她就痛下决心，买了一套3室的房子，这不仅花光了他们夫妻俩多年来的积蓄，还让他们背上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银行贷款。令他们略感欣慰的是，县城的房价还在上涨，他们所买的房子依旧在不断升值。

　　涌向县城的迁移潮中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是乡镇干部和农村教师。他们从农村走出，求学几年，选择了回乡镇就业，却并没有选择回到乡镇安居。

　　这些乡镇教师和公务员每月都有近1500元的稳定收入，乡镇的生活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是将来的事业发展、子女的教育以及医疗、交通等问题。显然，县城显然更符合发展理想，也更适应他们的消费能力。尽管工作地不在县城，很多人还是会倾其所有在县城内购房。

　　在距县城十几公里远的一所农村中学里，有二十几个农村教师都在县城里买了房。他们中的大多数选择平时住学校宿舍，周末回城里的家。一位男老师无奈地对记者笑道：“我和我媳妇在城里买了个‘卫生间’，每个周末就过去打扫一下卫生，睡一晚上，再用一下城里的卫生间来洗个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