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去年刚刚当选工党领袖的凯文·拉德(中文名字陆克文)取代连续执政11年的霍华德，成为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消息传来，国人异常兴奋，很多媒体都是大版面报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此公熟练掌握汉语，并且研读中国历史，非常了解中国，是个“中国通”。接着有媒体披露说，随着工党的胜出，陆克文将邀请在今次大选中出力最多的华裔女参议员黄英贤入阁，以推动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新快报》11月26日)

　　接下来不知道媒体还会在这个“中国通”身上做出多少文章。好在还有明白人，11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国际评论：“中国通”不等于“爱中国”，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给我们泼了点冷水。陆克文首先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其次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在西方人眼里，公事和私事是严格分开的，“中国通”陆克文是私事，而“总理”凯文·拉德才是公事，我们对于其改善对华关系有所期待，却也不能期待太多。

　　不知道此文能否给燥热的中国媒体降降温，反正我不是很乐观：我们太喜欢用自己的想法给“国际友人”贴标签。基本上能用汉语说上几句“你好、中国”的，都是“熟悉中国”的表现；欣赏或者夸赞了我们的艺术、古董，就“更上一层楼”，都是“爱中国”的表现；要是发表几句有利于我们的言论，那就更不得了，不是“亲华”是什么？就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一些媒体大肆报道过“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携《孙子兵法》上任”这样的“利好”消息，尽管后来被证明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就是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一些报道的大标题里，竟然把福田康夫、保尔森等政治人物，公然地贴上“亲华派”的标签。这样的做派甚至延伸到体育领域，曾经的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国际足联的布拉特，也都获得过“亲华派”的殊荣。

　　诚然，国内媒体在报道国际政治人物时，从“贴近性”的角度必然要放大“关系中国”的那一部分。但这样的倾向被过大渲染之后，影响的却是全体受众的心理。也不是说我们敏感到听不得人家对我们“利好”，而是说媒体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报道，引导国人学会用把国家利益与个人行为区分开来、人性关注超越民族边界等现代法则，来看待国际问题，形成一种“大国民”的风范与心态，而不是用我们狭隘的“好人坏人”标准，简单地对国际人物贴“亲华、反华”的标签。

　　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曾感慨：我们国家的成长速度很快，变化也很快，可是国民缺乏大国民的文化，大国民的素质。因此，他在著作《冷和——中美世纪之惑》的开篇就提到了大国民风范的四个词——自信、宽容、雍雅、关怀。检讨一下，或许正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会为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凶手是中国人的传言而感到羞愧万分，然后又为最终证实是韩国人而如释重负；正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会为中国人在华尔街上骑牛是否损害国家形象而争论不休；正是缺乏这样的心态，我们把自己的坐标常常建立在一位或几位国际要人的言论上——对其“不友好”的话愤怒不已，对其“友好”的话如痴如醉。

　　我们当然需要关注国外涉及“华”的行为与言论，华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对华的政策，却不必过度敏感——不当的关注只会让我们的国家利益受到伤害。

　　美国《外交》杂志曾刊登一篇题为《中国的自信外交》的文章，论述中国要“树立大国意识”的问题，说中国需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受害者心理”，因为，“沉浸在受害意识中的大国的出现让世界毛骨悚然”。这话听起来的确让我们“毛骨悚然”，但如果我们无法展示出自信、宽容、雍雅、关怀的大国民风范，总是用狭隘的视角来解读世界，就难免在国际上被人如此描述，而这种印象不管是不是一种“歪曲”，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我们的国家利益。

　　一个大国的崛起首先是国民心态的崛起，在这一点上，现代媒体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对于多数没有长期国外经历的国人来说，他眼里的世界就是媒体上的“世界”，他认识世界的角度就是媒体预设的角度，他的思考方式也常常就是媒体的思考方式，当大众传媒不够雍容、自信，常常不理智地兴奋、懊恼的时候，就难免在客观上会诱导民众形成错误的认知。如此做派一旦形成习惯，则何谈国民集体的风范？(毕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