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反扒志愿者遭羁押7个月后被释放

　　广州反扒组织变身青年志愿集体民间反扒模式探寻新出路

　　11月9日，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下发了《不起诉决定书》，检察院的不予起诉决定书称：经本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本院仍然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的规定，决定不起诉。至此，闻名全国的“罐子事件”告一段落。时间倒回2006年9月24日，专门从事民间反扒的“武汉志愿者联盟”，展开了该联盟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扒行动，抓获23名扒窃嫌疑人。然而，28天后，一名当时被联盟成员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突然死亡；2006年12月27日，反扒志愿者“罐子”(网名)被批准逮捕。

　　11月14日，反扒志愿者阿荣被任命为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长治久安服务总队队长。本报曾报道过的广州义务反扒群现已更名为长治久安服务总队，成为青年志愿者旗下直属总队之一，并被评为2006年十大杰出青年志愿集体。

　　两个地方，两群人，两种不同的模式。11月中旬，本报记者前往武汉，探寻事件背后的故事。

　　11月15日，武汉降温，阴霾的天空下着小雨。巷子深处是某单位家属大院。两个看门人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大院里没有一个人影。外面的世界很安静，除了落雨声。“罐子”家里，妈妈正在打毛衣，爸爸坐在沙发上拿着一叠材料，“罐子”则在房间里玩着电脑。如果没有那件事，这个家庭会一直平静。

　　“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两边的颧骨都突出来，看得清清楚楚。”“罐子”用手比划着。对于这个27岁的年轻人来说，那7个月的生活颠覆了他的整个生活。这是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年轻人，头发短短的，穿着黄色夹克和牛仔裤，喜欢上网。出事的时候，他还是个自考大学生，谈着恋爱。在他的辩护律师王万雄眼里，他是个善良的孩子。

　　“有人说我是英雄，其实我不是。刚进去时，觉得很委屈。不过，我从来没放弃过。我相信我会出去。”早在7月24日，“罐子”就已经取保候审出了看守所。但直到11月9日，拿到《不起诉决定书》之后，他的心才算真正放下来。

　　回忆：不该打小偷的腿

　　“我只打了腿，没有打头。”“罐子”强调说，刚进去时，他也会觉得委屈。在武汉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简称公交分局)移送审查的材料中记者看到：用钢制三节甩棍殴打其腿、臂、头部等处。“罐子”是不是打了小偷的头，实际上是整个案子的关键。“如果那时‘罐子’没有打他的腿，那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事了。”武汉反扒联盟的一个元老很感慨地说。

　　在“罐子”本人、反扒联盟创始人“手术刀”、“九头鸟”等人的叙述中，时间回溯到2006年。

　　2006年9月24日，武汉反扒志愿者联盟展开了该联盟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扒行动，共抓获23名扒窃嫌疑人。“罐子”参与其中。

　　在青年路车站，“罐子”和同伴发现一个小偷杨蛮刚从一位准备登上公交车的女子包中摸出一个钱包，立刻上前制止。杨蛮见状将钱包放回包中，并开始与网名为“绝对NO暴力”的志愿者扭打，其同伙七八人也上前协助围攻志愿者。女性志愿者“狼MM”上前帮忙也遭围攻，赶来增援的志愿者“九头鸟”则被众小偷打晕在地，杨蛮趁机咬了“绝对NO暴力”大腿一口后逃脱。在跨越隔离带花坛时，杨蛮被志愿者的一声大喝吓到，一头栽倒在地上并陷入昏迷。与此同时，另一组志愿者赶来增援，一举抓获3名嫌疑人。

　　志愿者“九头鸟”曾对媒体承认，由于小偷挑衅并反抗，志愿者们用甩棍击打了杨蛮的腿部。警察赶到时，杨蛮腿部肿大，且头部右侧有一包块，公安机关将其带到武汉同济医院检查拍片，结论为无任何异常。公安机关在将杨蛮置留24小时盘查后，由于失主、赃物均已失去，尽管其为惯偷，仍因证据不足将其释放。事后，反扒志愿者曾两次遭到小偷团伙的报复，并有志愿者受伤。10月21日，也就是反扒活动28天后，外出“活动”的杨蛮猝死，在其同伙指认下，网友“罐子”被认为在9月24日当天用甩棍击打死者头部，造成包块诱发死者血管爆裂致死。12月12日，“罐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12月26日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舆论哗然。部分媒体以“反扒志愿者打死小偷”为题进行报道，再次将反扒志愿者这一群体推到风口浪尖。

　　案件由公交分局侦查终结，2007年3月19日移交检察院，并先后两次被退回要求补充侦查。8月3日，公交分局再次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方面决定，因案情复杂，于6月17日决定延长办案期限半个月。11月9日，检察院下发了《不起诉决定书》。

　　“可有的媒体还在说，打死人的反扒志愿者被免予起诉，”“罐子”的父亲愤愤不平，“第一，罐子根本没有打死人，第二，免予起诉和不予起诉是有区别的。免予起诉是对那些情节轻的犯罪酌情不起诉，可不予起诉是检察机关觉得根本不符合起诉条件。我们会申请国家赔偿。”

　　一年的时间让这位退休教师成为了法律专家，也让“罐子”的伙伴们——武汉反扒志愿者联盟的活动几近停止。

　　武汉：那时的日子还是很爽

　　“白衣女孩子吓得尖声大叫‘小偷！小偷！’，四周人流如梭，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最多只是很有兴致地看一眼，而后急忙走掉，生怕小偷紧接着光顾自己……于是我虚张声势地大喝一声：‘你们想干什么？’而这时候我绝望地发现，那两个保安扭转头轻松无比地踱着步子走掉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提着一大包被踹得稀巴烂的泡面，心情又兴奋又凄凉，兴奋于自己为正义而被暴打一顿，凄凉于市民的冷漠……”2006年2月14日，这篇名为《武汉挨打事件全记录》的帖子出现在一个论坛上，在2000多字的长文中，作者无奈地讲述了自己因提醒路人，而惨遭小偷毒手的整个过程。

　　“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不小偷怎么这么猖獗呢？！”几天后，帖子后面出现了网名为“手术刀”的留言：“我不愿意看到人们病成这样，所以我要组织一次反扒行动，要用我的思想唤醒人们的意识！”

　　眼前的“手术刀”穿着银灰色西装，板寸，五官棱角分明。“就是那个帖子，没错的。”这是个退伍老兵，有着温柔的妻子，组建起当时可以称之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扒志愿者组织，“三五百人都不止”。

　　2006年3月5日，这一天是“学雷锋日”。汉口佳丽广场，“手术刀”连同“星星”等12名网友第一次见面，展开“联盟”的第一次反扒行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与国内大多数反扒志愿者联盟一样，武汉反扒志愿者联盟起源于网络，以网络为基础。“往往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发现小偷，在附近的志愿者都会跑过去。活动几乎每周一次，地点不定，一般会选择在车站、人流量大的商业街上。

　　“那时候还是很爽，一打招呼，可能附近地区十几个人都出动了。”“手术刀”回忆说。对于他们，那时是联盟最鼎盛的时期，人们的热情高涨，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即使没有行动，大家也会聚在一起，吃饭、喝酒，不亦乐乎。

　　“最多的一次走了12个小时。从早上一直走到晚上。一般也都要走几个小时。”“九头鸟”是技术员，也是联盟的元老之一，平时寡言少语，却行动果断，用“手术刀”的话，“他带出了一批精英”。“引月”是个话不多但很幽默的年轻人，在元老里面，是为数不多将“秘密”告诉家人的志愿者，甚至带着老婆参与过行动。2006年7月，“罐子”在网上看到了反扒志愿者的帖子。“觉得他们的宗旨和做的事情都和我自己吻合”，在网上了解了一个多月后，“罐子”加入了反扒联盟，瞒着女朋友，瞒着父母。

　　“黑天使”：报名号风险加大

　　然而，日子并没有人们期待得那样顺利。反扒志愿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者是小偷。行动以来，他们遭受小偷打击报复并不在少数，个别志愿者也受了伤。事实上，就在9月24日反扒事件之后，反扒志愿者就遇到了两次报复。“十几个人围攻3个人，还喊抓贼，真的是贼喊捉贼。”“罐子”说，“10月28日那天，就有志愿者受伤了，头部缝了11针。”

　　他还说，杨蛮的事情发生后，警察找他们去询问小偷打击报复志愿者的事情。“当时，警察带了24日那天在场的两个小偷。我上厕所的时候碰上了其中一个，他说，你们搞得我们太惨了。”

　　面对小偷的打击报复，“手术刀”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畏惧。他们也是一个团结的集体。行动时，反扒志愿者往往会互相照顾，由一名资深志愿者带队，现场进行简单分工。有时，他们也会和公交分局合作。事实上，公交车站人流量大，盗窃事故容易发生，这里也往往成为各地反扒志愿者活跃的首选地。“不过风险也大，车站的小偷往往都是团伙行动。”一位资深反扒志愿者告诉记者，出于稳妥，一般不会选择车站。

　　“手术刀”们的行动，一次大型活动往往会有几十人分布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这种行动方式，事实上，在反扒志愿者内部也有分歧。“其实，你想想，十几个人，拿着甩棍，走在大街上，还是挺吓人的。”这被一些人称为“黑天使”。

　　武汉一位已经离开联盟的志愿者“老O”告诉记者。“有的时候会动手。关键是，有时候小偷投降了，你还上去动手，先不说其他的，下次小偷看到你肯定要跑要还手，因为他即使投降了，你还是要打。”而广州反扒志愿者一位元老说，十几个人同时出现，抓了小偷，还要报警，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有的地方的志愿者在抓小偷时还会报上自己名号，无形中增加了风险，也容易遭到打击报复。

　　“武汉反扒志愿者联盟几乎是国内最早的一批反扒志愿者，规模也应该是最大的。”“手术刀”说，三五百人都不止。规模大了，实际上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如何统一认识，成为他们的难题。许多新加入、成长快的“精英”很快就有了新的主张。“老O”说，可能还没有一个合理的沟通机制。

　　事实上，武汉反扒志愿者的情况在国内反扒志愿者组织中并不少见。与其他志愿者不同，反扒志愿者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灰色地带，面临的风险也更大。“罐子”事件中有偶然性，也有必然因素存在。

　　“反扒联盟的活动一度停止，我会重组联盟。”“罐子”出来以后，“手术刀”还没怎么和他见过面，他说他自己也有责任。“罐子”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反扒志愿者们彼此之间都刻意保持着距离，却也在以不同方式进行着努力，组织捐款、寻找证据。“压力大，压力真的大。罐子的压力大，我的压力也大。”反扒联盟创始人之一“手术刀”说。

　　广州：变身长治久安服务队

　　“他们走的可能是我们初期走的路吧。”远在广州，同样活跃着一群反扒志愿者。两年间，他们抓获数百个小偷，却游离在争议之外。“我们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勇于站出来，团伙去抓贼喊捉贼去打贼算什么呀?”阿荣现在是长治久安服务总队队长。他们行动时，更多的是以群众的身份出现。每次活动，每次行动，他们都要经过详细的计划，事先要观察一两个星期，每次都要几个小时。每次活动都有负责人，有具体分工，有详细活动方案。“我们活动时也有两三个人带着甩棍，不过他们不是抓人的，是在后面掩护防止意外。真正想抓一个人，一定是徒手的最安全。”活动时，“我们只是偶然出现的群众，我们只是路人，也没有想过会有贼出现的。”

　　他们一直在改变，他们也面临过意见分歧，当年的创始人甚至都已经离开了队伍。“大家意见有分歧，但还是朋友。”一个元老告诉记者。11月11日，服务总队刚刚进行了新一轮管理员选举。

　　2007年10月，长治久安总队开始实施了“平安站台”活动。“队员们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协助警方维护公交车站的治安。不但能够协助警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交车站高峰期间的警力不足情况，而且可以对犯罪分子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心理威慑，使其不敢为所欲为。一个多月以来出勤累计达到982人次。”

　　“和尚”是广州反扒志愿者的元老之一，按他的话说，年龄也几乎最大。不过，这个四十多岁的“工头”天天笑呵呵的，救过落水者、救过急症病人、抓过小偷，他家附近派出所的民警都知道他制服过一条街的贼。现在，反扒对他来讲，是一种减压的方式，也改变了他的生活。“现在过马路，都要看红绿灯。旁边也没人管，可就是觉得自己是志愿者了，得好好做。”

　　游离在灰色地带的反扒志愿者组织，在各地进行着不同的实践，有着不同的出路。

　　年初，宁波反扒组织“打哈欠”宣布解散。4月10日上午，海口市义务反扒志愿者大队正式挂牌成立，海口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收编”民间反扒组织。6月，广州义务反扒群开始使用青年志愿者协会提供的第一笔活动经费，后又成为旗下直属总队。

　　阿荣并不认为，他们现在是被“收编”了。“现在很多是想着多参与志愿服务，加上现在的危险性比较低。我们当然愿意加入协会，要不然我们做这么多工作干吗？只要我们团队是合法组织，哪怕以后团队里有谁违法犯罪都只是个人的事。加上一个合法组织有组织纲领和行为准则，谁违反这些行为准则，都是不允许的。”

　　“罐子”说，他还会继续做好事。至于要不要反扒，他只是回答：“反扒也是好事。”而“罐子”的父母亲现在打定了主意不会再让他去参加反扒了。“风险是一般人承受不了的。年轻人做公益我支持，反扒只是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出现的短暂事物。我和‘手术刀’说过，队员要是伤了死了，小偷死了，怎么办？谁来承担这些风险？”

　　王万雄在代理了“罐子”的案件后说：“反扒，我个人支持，社会也应当支持。社会上最可怕的是麻木的人，应该多些志愿者，少些麻木的人。但是志愿者必须在严格的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用违法甚至犯罪的手段反扒。反扒需要正义感，也需要机智和理性，不理性反扒干吗？小偷偷东西侵犯的只是财产权，你要是伤了他杀了他就侵犯了他的生命权，可能对社会秩序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如果这样，还不如不反扒。反扒志愿者的主观动机不容怀疑，实施过程应当加以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