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钱连招呼都没打

　　先来了解一个法律词组：律师风险代理。

　　律师风险代理是指当事人不必事先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待代理事务成功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提取协议所规定的比例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需支付。律师的这种收费方式在国外称胜诉酬金或附条件收费。从律师收费的实践看，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已相当普遍。胜诉了，为有偿服务；败诉了，则为无偿，律师不仅不能取得任何报酬，甚至可能损失一笔不菲的前期投入。我国《律师法》没有关于律师收费的规定，1997年国家计委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未涉及胜诉酬金制度及风险代理制度。由于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有其自身的弊端，需要进行有效规范。(2007年6月29日北大法律信息网)

　　周立太告诉我，自2006年后，有关部门规定，中国律师事务所不得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办理案件。

　　周立太第一次起诉被委托人拖欠费用的案件发生在2004年。当时的媒体描摹：被告刘某因工伤几乎双目失明，要求煤矿企业主给予工伤赔偿。在找到周立太之前，所有接待过他的律师都表示，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案件要先收费后打官司。不采用风险代理方式，是因为“接触过很多打工者，确实是没有什么诚信”。周立太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了这个案子，收费额度定为20%。刘某对这个20%“表示异议”。可刘某别无选择，在合同上签了字。

　　周立太根据刘某伤残鉴定等级和他本人提供的月工资收入水平，将索赔金额定为32万元。周立太四处奔走，但刘某却与被告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接受了对方11.5万元的赔偿金。刘某解说的原因是：办理这类案子周期很长，一般都在3年左右；他最担心的是，导致他受伤的煤矿会在三五年内倒闭，真是那样，他将一分钱也拿不到。拿了11.5万元的刘某，与周立太“招呼没得一声”，悄悄地回到了老家。

　　刘某境遇凄惨。他受伤后，妻子离家出走，儿子只有3岁。回到家乡，刘某与家人分灶吃饭，孩子感冒了，“都没有拿一分钱出来，都是用我们(老人)的”。刘某这么做的“想头”是，“我现在就是靠那些钱，花了几万块，我还剩几万，我就是要把它藏在我附近的地方，我不会给别人知道的。即使法庭到时要强制执行，反正我是不会拿出来的。把我的儿子抚养成人以后，我就靠我的儿子来养我。”

　　周立太已经没有其他精力和可能来追问如此这般“主持下的调解”，同样倍感凄惨的他，将刘某告上法庭，追讨自己应得的律师费1.4万元。当时欠周立体律师费的民工，已有160多人，刘某是他作为“民工律师”告民工的第一人。周立太说：“我为什么选择他？这有两个因素。第一他在重庆，距离不远，诉讼的成本不大。交通费的成本不大，其他城市第一我要往返的差旅费比较高，增加诉讼成本。第二在重庆除了他也有类似的现象，我要通过他来震慑一些当事人。”

　　极端事件：2007年9月被“泼尿”

　　周立太在2004年起诉刘某的第一个民工欠费案件，几乎代表并包括了后来他遇到的同类案件的所有特征。

　　因工受伤、为索取赔偿的民工，在行政仲裁不能调解双方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到社会商业经营性质的律师事务所，寻求法律援助，欲以打官司的方式赢得自家“养命钱”。这位民工踏遍能够受理案件的法定地域，在大街小巷呼天抢地：谁来帮帮我呀！得到的回应是：先拿钱来！

　　在“为什么全中国只有一个周立太”的质问里，这位民工在周立太的风险代理委托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与其说这是没有选择的无奈，更准确地应该讲，受伤索赔者是将孤注一掷的希望，寄托在了周立太的身上。

　　一直执著于“先做人，再做律师”的周立太，高张“匡扶正义、直言解怨”的旗帜，同意采用风险代理方式受理委托人的案件，心态基础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农民，现在开县老家，我名下还有一份“承包地”；我当过兵、打过工，“对农民进城打工的一切苦难，有切肤感受”， “我是为民工打工的民工”。

　　说到收费，“这事还要讨论吗？”周立太如是回答：可以坦率地说，有些当事人，打官司之前他管我喊爷爷，打完官司我只能管他喊爷爷。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该我得的我就要得。这是律师事务所的正常收入，“有那样说的，周立太收穷人的钱，很不道德，请问，根本不受理穷人官司的人，有道德吗？我没有收入，我就不能正常生存，我要吃饭，我要开支，我的事务所要正常花费。没收入，我怎么为你打官司？”

　　生怕煤矿倒闭，与其一分钱也拿不到，不如时下能够得到多少，就先入袋为安。钱多比钱少好，然而拿不到钱肯定要比拿到很少的钱更糟糕。委托者的忧虑和担心，并非不是理由。于是，刘某作出了选择。何况，失去劳动能力的他，后来的“生计”只能依靠这笔数额并不“巨大”的财产了。

　　而周立太的社会呼吁是：如果像这样下去，还有谁敢来给打工者民工打官司。作为个人性质的咒骂是：狗日的，我要不是律师，我还要打人呢！

　　法庭判决周立太胜诉，然而他迄今没有收到刘某的欠款。

　　曾有媒体文字描述了周立太当年刚到深圳的生存景象：1999年，周立太在龙岗区一个小招待所顶楼上，以每月350元的租金，租了一个不到两米高的铁皮房。周立太说：“当时我的那个床是捡来的，当时有一个老乡买了一个单灶煤气炉，他不要了，我就去把它拿来煮饭，头天下午我就煮一锅稀饭，涪陵榨菜三毛钱一包，我就买几包榨菜。我大部分时间是以这种生活过日子的。”

　　俟建立深圳立太律师分部，周立太的“办公室风景”是：事务所承办的大多是民工工伤索赔案件，耗时长，收入无保障，很多律师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工作。为了能留住他们，周立太免费为这些律师提供吃住，但是每月大笔的额外开销又使周立太越来越难以承担。

　　同时，司法部门有规定，出庭时当事人必须在场，这意味着伤残民工在打官司期间必须留在深圳，而他们受伤后大多数已被工厂驱赶。面对这种情况，周立太把他们收留下来。一位姓崔的民工说：“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人特别多，没有床睡。他就拿出一张不知从哪找来的弹簧床，让我睡。说实话，自己睡地上也就可以了。”在深圳，周立太先后收留过200多个伤残民工，并免费提供吃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