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富问题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遭到的诟病最多。而在这个掌握话语权的群体中，最执著也最沉重的当属茅于轼先生。厉以宁教授说话经常词不达意；张维迎院长说话火药味太浓；而有些“主流”嘛，又显得太年轻了。

　　如此，这么多年过来，只有呆在“民间”的茅于轼先生获得了多数人的信赖，尽管他的观点并不那么受听。比如他的“中产论”，比如他的“群众不明白谁是真正维护他们利益的人”，比如他最新的看法——“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

　　说实话，在我印象中，茅于轼先生的每一个观点似乎都会引发笔墨官司，但他的观点能引发大众的思考也是真的。也就是说，尽管茅先生的观点见仁见智，但他的思索是严肃的，从未信口开河，也总能说到中国社会的敏感点上。这个点便是，在贫富悬殊逐步拉大的背景下，如何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中产”社会。

　　为此，茅于轼先生开了许多药方，比如在阐述占总人口5%的“中产阶层”如何形成“主流思潮的中坚力量”时，茅先生一方面为这样的“中产阶层”崛起而颔首称道，但另一方面却把5%之外的大多数视作“和谐社会的对立面”。再比如，茅先生一贯力主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大意便是要摒弃“限富”和“仇富”思维，维护富人的合法地位和权利，但同时也要为穷人做实事，支持和鼓励他们成为富人。难能可贵的是，茅先生对此言的确是身体力行了，所以不仅他夸过的企业家任志强为其叫好，而且他赞助过的贫困儿童也对“茅爷爷”感激涕零。而唯一不叫座的便是茅先生眼里的“群众”。

　　当然，这也不奇怪，作为赞赏过任志强这样一个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房地产商人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是绝对得不到大众青睐的。即便是笔者，也在许多问题上难以认同茅先生的观点。

　　然而，作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我却不得不承认茅先生的“贫富论”有道理，只不过，茅于轼的观念中有太重的精英意识，太不得人心了。

　　比如，他提出“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道理是不错的，因为茅先生眼里的“富人”是“合法富人”，不包括那些靠“坑蒙拐骗偷”致富的人群。但是，其一，对这样的富人，国家已经通过宪法、物权法等一系列大法给予了法律保障，所以再提“保护”显得多余；其二，“保护好富人”的提法也欠妥当，因为与穷人相比，富人本已活得很好，又谈何“保护好”呢？倒是对众多的穷人，我们该说一声：“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和权利”。其三，从根本上来讲，穷人变富要靠社会运行机制本身，有了好的激励机制和公平起点，该富的自然会富，而不是以什么“保护好富人”为前提，所以茅先生在此是犯了逻辑错误的。

　　更重要的是，茅先生提出问题的时点极其敏感，因为恰恰在他提出“保护好富人”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转型到了一个贫富悬殊极大的新阶段。这样的主张在过去适用，但世易时移，当我们的国力大幅增强，老百姓生活普遍得以提高，而茅先生所谓5%的中产阶层已经高高在上的时候，便该强调社会公平的问题了。

　　试想，对于一个尚有3亿人口生活在每天1美元以下水准的国家而言，对一个“中产阶层”只有几千万人，但全国人口总数却超过13亿的国家而言，当“东北大款”办婚礼动辄请来央视名嘴、花费数百万元且公然践踏城市公共交通秩序时，有几人会想着去“保护好”这样的富人？

　　从这个意义而言，茅先生无疑是太理想主义了，太精英主义了。而目前的中国急需的，仍是缩小贫富差距、扶持弱势群体的现实主义。社会不是股市，不能仅仅是少数人“赚钱”，而少数的“富人”也并不需要额外保护。

　　茅先生一贯力主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保护好富人穷人才能变富”，与穷人相比，富人本已活得很好，又谈何“保护好”呢？倒是对众多的穷人，我们该说一声：“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和权利”。(侯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