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7日，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给桂亚宁的律师回复电话，事故原因尚在调查当中，还没出最后结果，因此不能公布空难报告。

　　2005年6月22日，桂亚宁又委托律师给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去信，希望就“飞行人员的过夜休息问题、空勤人员是否饮用了酒精饮料的问题，以及对飞机为何要夜停包头机场，将原本飞云南航线的支线飞机调到包头是否合适”等等问题，得到一个答复。

　　2005年11月1日，桂亚宁又和部分空难家属联名要求“11·21”包头空难调查小组公布空难的调查报告。

　　“2006年春节前后，他们(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给我回函说，调查飞机失事是一个很复杂的事，需要一个过程，并请我们相信，相关部门也在抓紧调查，等结论出来，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一定会向全社会公布，向遇难者家属公布，他们还说要做到四个不放过……”

　　直到2006年12月，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监察部通报了调查结论：飞机失事的原因是，飞机起飞过程中，由于机翼污染使机翼失速临界仰角减小。当飞机刚刚离地后，在没有出现警告的情况下飞机失速，飞行员未能从失速状态中改出，直至飞机坠毁。

　　东方航空公司云南分公司负有管理责任，东航负有领导责任，12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这个结论太简单，我们要的是详细的调查报告，事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究竟是谁的责任，这么多人的生命没有了，仅仅行政记过就行了吗？我不能让陈苏阳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

　　和桂亚宁一样，对这个调查结论疑窦丛生的，还有一些遇难者家属。“结论说机翼有污染，按理说驾驶仓仪器该有显示。但结论又说飞机没有警告显示。到底是飞机本身原因还是飞行员的操作有误？这种说法我们不能接受。”遇难者家属梁玉芳指出。她的姐姐梁玉霞在空难中死去。之后，姐夫与东航签署了“责任解除书”。不过据律师说，已经与东航签定了“责任解除书”的25户家属，仍然可以到美国起诉。

　　2007年5月28日，桂亚宁及其他27位遇难家属联名向国家公安部、民航管理总局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包头市公安局举报“东方航空公司11·21包头空难责任人员涉嫌犯有重大飞行事故罪”。至今未获回复。

　　另一边，美国的官司又起了变化。

　　老人不知儿已亡

　　东航申请到中国法院审理此案获准

　　2005年10月，美国Lieff, Cabraser, Heimann & Bernstein律师事务所的Lieff等律师受“11·21”包头空难家属委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告东航、庞巴迪公司及通用电气公司：出事飞机的发动机是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空难事故不能完全排除发动机故障的可能性；同时，飞机制造商之一的庞巴迪公司和东航均在美国有营业活动。

　　美国洛杉矶郡高等法院立案后，东航律师以管辖权的理由要求此案由中国境内法院管辖，因为出事航班与美国无任何联系，而是受中国法律、法规和民航总局规章管辖。2007年7月5日，洛杉矶郡高级法院做出裁决，暂停在美审理该案。

　　私下协议浮出水面

　　这种做法在雷曼律师事务所郝俊波和美国参与此案的律师看来，“东航违反了它在2006年11月2日，同原告方以及其他两位被告方共同签署了编号为‘1100049065’的拟定调解协议”。郝俊波介绍说，协议中，中国东航、加拿大庞巴迪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均同意向32位罹难者家属支付金额为1175万美元的赔偿金。

　　郝俊波向记者出示了此次协议的英文复印件，并告诉记者这份协议出台的内幕。这份协议是在JAMS办公室由已退休的法官Fern M·Smith主持下进行调解后达成的。据郝介绍，这位法官是双方律师都非常信任的。经过几轮谈判，双方达成了1175万美元的赔付金额。原被告方的五位律师都在协议上签署了各自的名字。按照协议，2006年12月1日之前，是否同意赔付，被告方必须将答案告知原告方。

　　“2006年12月1日，东方航空公司的代理律师给我们发函，要求延期，理由是东航是否赔付需要层层审批。12月15日，东航律师给我们发来邮件，确定可以赔付。12月16日，主持调解的法官还给我们发来邮件，表示此事已圆满解决，向双方律师表示祝贺。”郝俊波回忆说。按照合同要约承诺等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份协议已具法律效力。

　　但东航方面断然否认这份文件的存在，据郝俊波介绍，东航已经更换了此前的代理律师。就这些问题，东航方面未给本报答复。

　　此前，东方航空公司办公室的郭先生对媒体称，原告提到的1175万美元调解协议‘根本不存在’，东航从未签署过类似协议。”

　　这样的结果，对于桂亚宁而言，“让心里升起的希望又一次落了空”。3年里，她还得强颜欢笑，在婆婆面前装作无事。“陈苏阳出事后，我们一直隐瞒着他快90岁的老母亲。”

　　婆婆有老年痴呆，基本上没有时间概念。丈夫出事后两个月时，婆婆问桂亚宁，陈苏阳哪里去了？因为陈苏阳和桂亚宁每个礼拜都要接老太太和照顾她的阿姨在外面吃饭，雷打不动。“我就说，陈苏阳在外面开会。老太太很理解说，开会。”桂亚宁哽咽地说起这段往事。

　　于是，又隔了半年，老人家又问，儿子哪里去了，“我们只好说到国外去了，‘要去多久？’‘两三个月。’她就说‘哦！工作要紧’。之后她在大门口东张西望，她是在等儿子，可是她自己并不清楚。差不多半年问一次，一共问了三次，我每次都说去国外了。”一年半以后，她就再也不问了。她的脑子里已经没有儿子的信息了。“我每次回去，阿姨就会逗她，这是谁啊？她会说儿媳妇。我们不敢告诉她，她惟一的儿子已经不见了，连死的原因也不知道(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