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遗留问题与新出现问题的累积效应加剧。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这个新要求深刻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欠了自然的账就得还，而且要快还。这个新要求也及时反映了老百姓的期待，人穷的时候，最关心的是温饱；到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状态，人们最关心的是健康，是享受自然。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提出体现了人类对生态文明的追求。无论是“生态文明”还是“和谐社会”，其根本前提和着力点都在于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树立生态文明观，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注重保持生态平衡。

　　 借鉴国外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上世纪80年代，“生态现代化”的概念开始在国际上流行。生态现代化理论主要以欧洲经验为基础，描述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追求经济有效、社会公正和环境友好的发展。这是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模式，主张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有些学者设想了一种“反省式”生态现代化的理想模式，从社会秩序的角度寻找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不再以技术依据作为决策参考的权威性内容，而是要积极吸纳社会公众意见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和进行哪些社会实践。生态现代化思想所倡导的，就是要对传统工业社会进行生态恢复和重建。从生态现代化概念演进的角度讲，就是要把“生态化”的内涵融入“现代化”概念中，摒弃人们原有的现代化观念中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如单纯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增加福利、利用技术工具征服自然等等。生态现代化思想作为环境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要求人们对“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进行生态重构，并对生产、消费等经济过程实行生态监控。

　　 未来20年，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期。如果还采用传统的资源密集和污染严重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环境危机有可能越来越严重。因此，建设生态文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中国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近些年来，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环境摩擦上升，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贸易出口的严重制约因素。而以生态保护为准则的绿色工业，因其强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而日渐受到重视。具体而言，发展绿色工业需要从清洁生产入手，延长和拓宽生产技术链，将污染尽可能地在生产企业内进行处理，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排放；从“谁污染、谁治理”向“谁污染、谁出钱”与“谁治污、谁赚钱”转变，建立公共设施治理污染，提高治污的覆盖面，降低治污成本。政府的责任是建立一种新的制度框架，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循环经济激励机制，使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效益内部化。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原始资源消耗、不增加甚至减少污染排放、不破坏甚至不断恢复生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除此之外，探索“绿色GDP”新政，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绿色GDP核算将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从GDP中予以扣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轻国内外环境保护压力，应该成为我国推出绿色GDP体系的最大动力。繁荣背后的风险，是我们付出纯净的自然与生命的健康。无论经济怎样繁荣发达，如果不能让老百姓饮用干净的水，人民群众就不会认可我们的全面小康模式，全面小康的成果就会被颠覆。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是引导国民经济合理布局，建立新的区域划分体系。在禁止开发区域，如各类自然资源、动物、保护区，实施强制性保护，严禁各类开发建设活动，除旅游及为其服务的少数人口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人口应逐步迁出。在限制开发区域，如实行退耕还林的地区、天然林保护区、蓄滞洪区、草原“三化”地区、重要水源保护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环境容量有限地区等，实施区域性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必须依靠财政转移支付与生态补偿。对重点开发与优化开放区域，具备经济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条件的地区，要引导经济向这里布局、加大投入，并尽快改善发展环境，形成新的增长极，为财政转移支付提供保障。

　　 政府应积极探索与加快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在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生态补偿项目；探索“资金横向转移”补偿模式，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实现生态环境补偿的合理原则，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或者谁损害谁付费，有利于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共同发展的原则，满足群众需要与现实可行相结合的原则。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还需处理好东、中、西部或者是上、中、下游的关系，近期与长期或者是当代与后代的关系，市场作用与政府作为的关系。国家有必要抓紧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补偿税，大力促进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大力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宋林飞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