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67岁的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医生，中国防治艾滋病史上一个将被永远铭记的名字。

　　5年前，他实地调查，最早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

　　5年时间，他克服重重阻力，几十次深入艾滋病疫区为高危人群免费检查、诊断、救治。

　　2004年2月28日，桂希恩因其“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获得上年度艾滋病预防国际“贝利-马丁”奖。

　　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工作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温总理对他说：“我从电视上了解到你。你的事迹令我很感动，你是一个好医生。”

　　桂希恩5年多的个人经历，也同时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小范围的重视到举国关注，从歧视病人到渐渐关爱的历程。

　　发现中国“艾滋村”

　　2004年2月27日上午，桂希恩收到河南省文楼村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来信——“现在村里开放了，去年12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到我家来了，还坐了半个多小时呢。现在好了，国家对我们艾滋病人免费给药，免费检测，艾滋孤儿也可以免费上学了，还照顾孤寡老人。”

　　看了这封信，桂医生心里暖暖的。五年前，为了摸清疫情，他不得不像一名“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河南上蔡县“东躲西藏”。如果不是记者一再的追问，桂希恩并不想提起这些往事。他总是一语带过：“都过去了。”

　　他也从来不认为发现中国艾滋村是一件在技术上有多困难的事。他说，真正的“困难”在于现在很多有专业知识的医生不愿意到农村去，他去了，就这样碰上了，仅此而已。

　　当时，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文楼村有许多人染了怪病相继死亡。6月底，他在天津参加一个全国传染病会议，会议结束后，回去的路上他就在驻马店下车，到了文楼村。

　　“我去看的第一个病人叫孔留柱，有发烧、消瘦、腹泻，口腔有真菌感染症状，非常像艾滋病，我就给他抽了血。那一次，我只带了11个管子，抽出11个血样，回来做过筛实验有10个HIV(艾滋病)是阳性的。

　　那些人都和卖血有关。“

　　桂希恩决定做确诊实验来证实的时候，很多人不赞成，他们明确地说，这不是你个人能力能够解决的事。但桂希恩想到的是他可以解剖一个麻雀，然后把解剖的结果报告给有关的领导，引起他们的重视。

　　结果被证实了。震惊之余，桂希恩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现实，这一切，来势汹汹。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经济利益驱使，河南省某些地区非法和不规范的采血现象盛行，就在这段时间，艾滋病毒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而且危及到了亲人。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疫情发展如何，无人知晓。

　　他决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几天之后，他给当地的卫生部门写了封信，建议他们赶快对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和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这些艾滋病人。

　　桂希恩写给上蔡县的信忧心忡忡，“我担心我看到的是冰山一角，一个比血吸虫更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信寄出去后，他并没有得到回音。

　　“我原想7月份放暑假时，带一个医疗队到这儿来，同时对这个病作一个更详细的调查。结果卫生局长不同意，禁止我去。但是我和那里的病人和医生一直保持联系。”桂希恩说。

　　“考虑了两个多月后，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我觉得应当再去。”

　　桂希恩在那年的中秋节又悄悄去了文楼，带上了三个学生，四个人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

　　结果让他更为震惊——“超过一半的标本是阳性的！”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正式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当时的李岚清副总理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

　　后来有一个官员说，当时不让你来因为你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河南来了？这话让桂希恩很难受，“艾滋病是没有国界的，哪里来的省界？”

　　很多人觉得桂希恩当年做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桂希恩觉得不过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如果看见别人如此痛苦还无动于衷，那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