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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倾向突出 社会转型成“80后”犯罪深层原因

   “80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由于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记者就“80后”犯罪问题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皮艺军教授。

   “80后”犯罪的时代特征

   记者:“80后”原是称呼80年代出生的文坛作家,后来逐渐社会化,泛指出生在80年代的一代人。现在提“80后”犯罪,同样是运用这个概念,即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现象,不知这样的提法是否合适?

   皮艺军:“80后”出生的年代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转折点,而成长于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市场经济时代。作为新生代,他们更加鲜活更加自如地融入社会生活。“80后”犯罪的提法虽谈不上很科学,但对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出生在80年代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是有帮助的。

   记者:近年来,“80后”犯罪现象比较突出,经常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在所有的犯罪中,“80后”犯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

   皮艺军:“80后”犯罪在全部刑事犯罪中占据重要位置。据公安部2005年统计,1987年全国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为57万件,到了2005年则达到了464万件。其中未成年人占犯罪总数10%,可以推估,到了2005年前后,全国大约有46万左右的未成年人犯罪。犯罪率的这一增长时期恰恰是“80后”成长的关键时期。

   记者:这么说来,“80后”犯罪是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犯罪在其他年龄段也时有发生,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关注“80后”犯罪并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呢?

   皮艺军:建国后的前30年,犯罪问题特别是青少年犯罪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80年代初期的犯罪还与“文革”所产生的负向作用、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相联系的话,90年代中后期的青少年刑事犯罪,就基本体现了“80后”的特点。可以看出“80后”已经在青少年犯罪人员的主体部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也就是说,“80后”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从价值观上已经不再体现出计划经济时代的特点,而是体现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点。“80后”违法犯罪的特征,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研究“80后”犯罪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

   记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出生成长的“80后”,其犯罪是否与社会变革、文化流变有关?

   皮艺军:人类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土壤与犯罪所需要的土壤其实是同一块土壤。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如社会的开放、体制的改革、经济的活跃、商品化的大趋势、人财物的大流动、个性的解放、文化的多元等等,这些要素同样也是犯罪的生成发展所必须的。但80年代之后社会价值观念上出现的多维、紊乱和失范状态,在文化上出现多元化,无数种亚文化观念和亚文化群体涌现出来,其中当然也就包含着违法亚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形态。

   “80后”有新的价值体系,对金钱、人生、家庭、教育、朋友、两性交往都有了全新的定位。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必然与他们中犯罪人群的犯罪动机、心理和行为方式相联系。与80年代之前的犯罪相比,他们有更为明确的牟利需求和急迫的消费欲望,有着对金钱的强烈渴求。他们在价值观上的混沌状态,使他们对于走向成功和实现自我有着强烈的追求,同时对于满足需求的手段又缺乏明确的分辨能力。这就必然形成了在行动目标与手段运用上的尖锐矛盾。他们的独立性更强,这使得他们在经济上向父母索取的同时,又可能独立地去实现自己的追求。当父母不能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时,他们便有可能自行其是。在消费欲望、物质享受、两性交往方面等的强烈刺激下,是否能经受这种强有力的诱惑,而继续遵循传统文化价值所指引的方向,对“80后”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在80年代以前是从未出现过的。

   暴力犯罪较为突出

   记者:多元的价值观为“80后”提供了更多选择的空间,但同时也滋生了犯罪的土壤。他们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不同的犯罪类型,而哪一种犯罪类型更加突出呢?

   皮艺军:暴力化倾向日趋严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暴力犯罪的持续上升、重大案件上升幅度大都说明了“80后”的暴力犯罪倾向的新变化。这一类型犯罪中,抢劫和伤害犯罪增长最快。由于这类犯罪是针对人身或财物的,大都是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所以,抢劫、伤害犯罪比其他暴力对于社会安定的影响要更为严重。抢劫犯罪的上升意味着“80后”有着十分强烈的消费欲求和对财产的占有欲。

   犯罪形态团伙化的特征增强,有的甚至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人文化水平层次在上升也是“80后”犯罪的特点,其中大学生犯罪的增长速度较高。

   未成年人保护法应具有操作性

   记者:对于“80后”犯罪,从法律的角度看,在保护和惩戒机制方面有什么值得我们反思的?

   皮艺军:“80后”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了,但对于“80后”犯罪,要像对任何青少年问题一样要强调的就是社会责任。这从国际社会所通行的“国家亲权主义”(主张国家为孩子的最终照顾者,政府应积极主动介入儿童的照顾与教育事务,以充分保护儿童,并促进儿童健全发展)就可以得到答案——国家和社会要为孩子所遭遇的所有问题承担责任。

   我们至今仍在运用成人的刑法去对付少年犯罪。儿童保护的理念远未进入司法层面。目前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逮捕率仍然居高不下。我们至今也没有制定出来一部具有实体和程序意义的独立的少年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重在倡导而难于操作实施,这并不是孩子权利的宪法。说到这里,我们的社会和政府要承担什么责任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彻底从观念误区中走出来,彻底放弃成人社会的家长制作风,真正把儿童权益当作与成人权益同等重要的。

   社会应反躬自省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对待“80后”犯罪现象?在“80后”身后,还有“90后”等广大的青少年,关注“80后”犯罪现象,对于预防“90后”犯罪有何借鉴意义?

   皮艺军: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青少年犯罪是一个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在成熟、发展和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80后”犯罪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问题的最佳视角。从这个视角,我们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年轻一代在价值观、人生态度和行为选择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面临“80后”犯罪,社会也开始反躬自省,从“80后”的犯罪原因中去检讨在转型期所始料不及的社会流弊,也就是那些能引起青少年犯罪的种种罪因,如社会价值观上的混乱与失范;利益驱动与金钱至上,家庭解体和不当家教;教育中的应试教育、淘汰式教育对差生的边缘化;文化市场管理方面的混乱(比如网络游戏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和色情信息,而青少年又是其主要的玩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成人社会对孩子所施加的压力等等。这种反省最终使我们意识到,对青少年犯罪的控制,实际上是对社会体制的改革和负面文化的改造。(吴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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