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是不可分离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常常有两人并称的例子。比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维新运动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等。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他们往往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虽然没有“毛周”这样的提法，但两人的密切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两人中，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的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同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也不能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恩来。而对毛泽东来说，他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曾说：毛泽东是拿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一般地讲，这话不无道理。毛泽东确实是更多地在统筹全局，把握大的方向，拿大主意。周恩来更多地是周密细致地负责执行和落实。但这只是相对地说的。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工作不过问。相反，对他认为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环节，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抓出结果来。而周恩来也决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商议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没有这种能力，也谈不上成为一个好的执行者。

　　 毛泽东和周恩来1924年在广州相识并共事，到1976年相继逝世，前后超过半个世纪，跨度很长，中间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又太多。研讨会组织者要求我把讨论的范围放在20世纪50年代，我想也就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般的政权更替，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怎样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没有任何书本理论或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如果开局时有什么偏差，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以后要纠正起来很困难。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论著以及1948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指导原则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新中国成立前夜，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又明确提出应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建立联邦国家。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担负起主持起草《共同纲领》这一历史重任。为了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经过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最后经政协全体会议通过。这个《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都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下来，并经过充分协商成为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共识，使新中国的起步在各方面都有章可循，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新中国一成立，在国家政权中，毛泽东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是政务院总理；在共产党内，毛泽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是五个书记之一，以后是副主席；在军队内，毛泽东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从各方面来说，毛泽东当然是拿大主意的人。他统筹全局，并且集中主要力量来抓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周恩来是日理万机的当家人，国家哪一方面的重要事情都要管。用薄一波的一句话来说：总理嘛，就是要总理一切。

　　 周恩来有几个别人难以相比的优点。第一，在长达几十年的异常丰富的复杂经历中，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都熟悉，都拿得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很少有的。1949年初，苏联的米高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谈到新中国政府时说：你们不是有个现成的总理在那里吗？

　　 第二，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历来细致周到，办事入情入理，稳妥可靠，并且始终全身心地投入。郭沫若曾这样赞叹他：“我对于周公向来是心悦诚服的。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而他一切都以献身的精神应付，就好像永不疲劳。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你看他似乎疲劳了，然而一和工作接触，他的全部身心便和上了发条的一样，有条有理地又发挥着规律性的紧张，发出和谐而有力的律吕。”他短时间内所做的工作，别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也做不完。他工作时间之长，他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他比拟。

　　 第三，他连续近5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担任负责工作，对党的干部十分熟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对党外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相知很深。他待人诚恳、谦虚、宽厚，处处替别人着想，因此能得人心，能够团结方方面面的人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这几点只是举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

　　 新中国成立后一年，抗美援朝战争发生了。人们讲到抗美援朝，在领导人中，首先会想到毛泽东，其次是彭德怀；但很少人知道周恩来在这方面的贡献和作用。

　　 抗美援朝的大主意，当然是毛泽东作出决断的。战争初期的几次战役，他也指导得十分具体。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是彭德怀。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很自然的。

　　 周恩来呢？

　　 拿指挥作战来说，周恩来当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朱德年纪大了，彭德怀在前方，刘少奇主要不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这场战争，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每天晚上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他对战场上的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个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准备意见后再向毛泽东报告请示。直到1952年7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和国内战争不同，几十万军队在朝鲜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品、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都得靠中国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有了东西，又有个如何运送到前方去的问题。这在美军控制制空权，不断密集轰炸、扫射、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和三角钉等来阻断交通线的情况下，更是何等困难！聂荣臻说：“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事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谈判进行了两年。中方前去参加谈判的是李克农和乔冠华。随着边打边谈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担负起这双重任务。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前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后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毛泽东只在谈判的开头、谈判过程中的一些重大关节上，亲自起草电报，进行具体指导。而大量问题都是由周恩来直接处理，特别重要的问题，由他提出意见，请毛泽东决定。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起草的电报手稿有一百多件。这些电报，都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金日成和彭德怀、李克农的。谈判桌上，斗争十分复杂，情况千变万化。事情紧急，前方来电必须及时回复。周恩来能以惊人的速度，一气呵成地写出上千字、几千字的回电，毛泽东看过，几乎一字不改就发出去了。两人之间何等默契。周恩来工作勤奋、思想敏捷、办事周详的作风和卓越的谈判艺术，跃然纸上。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1951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

　　 再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

　　 这是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过去对编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几乎没有经验可言，所需的资料也不齐全。困难可想而知。

　　 当时，先在陈云主持下，由各财经部门分别搞出五年期间工作的初步设想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还缺少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1952年7月初，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并刘少奇等，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这里讲的“交涉材料”，是指同苏联谈判的材料。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并提出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在此基础上，由他主持在8月中旬写成《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各项主要指标作了详细的阐述。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等）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并商谈要求苏联给予援助的有关问题。

　　 当五年建设的大政方针确定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具体编制工作在陈云、李富春主持下进行。计划草案初稿，又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于1954年11月在广州用20来天时间仔细地审核修改。第二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

　　 至于在有些领域内，特别是外交工作方面，周恩来不仅是执行者，而且是许多重大决策的提出者，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以及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临机决断等。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