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县城盐埠岭(今临川区邓家巷)人。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出生于仕宦家庭，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曾随文宦游南北各地，接触到一些社会现实。对农民的痛苦生活有所了解。因此，年轻时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他于二十二岁中进士后，历任淮南推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典等职，均能体恤民情，为地方除弊兴利。北宋嘉佑三年(1058)任支度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

　　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出任江宁(今南京)知府，旋被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即开始实施变法，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场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但由于司马光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新法在推行中屡遭阻碍，宋神宗也时有动摇。熙宁七年，王安石被迫辞相，再任江宁知府，次年二月复任宰相，不久又因维护新法得罪了神宗而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被朝廷封为“荆国公”。后人称其王荆公。

　　革命导师列宁曾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自己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认为世界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还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无畏精神。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他的散文以雄健刚劲著称，使他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可惜的是他的著作大部分都已佚失，今存的只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及《老子注》若干篇(条)

　　为纪念这位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人民政府在临川区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该馆于1986年冬建成之后，前往参观、游览的中、外人士络绎不绝。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清运道人。明代杰出的剧作家、文学家，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地位，被誉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家山(今临川区)。汤显祖从小聪明好学，二十一岁时中举。由于不肯依附权贵，虽博学多才、“名布天壤”，到三十四岁才中进士。后历任太常博士、詹事房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明朝万历十九年(1591)他目睹当时官僚腐败愤而上《论辅臣科臣疏》，弹劾大学士申时行并抨击朝政，触怒了皇帝而被贬为徐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终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愤而弃官归里，潜心于戏剧及诗词创作。

　　汤显祖少年时受学于泰州学派的主要人物罗汝芳，受到了反正统宋学思想的熏陶。在南京为官时，又受到李贽、达观等人反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加上他对当时腐败社会的深刻认识，使他成为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进步文人，这也是他在文学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紫钗记》、《南柯记》、《牡丹亭》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为我国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此外，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我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汤显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其诗作有《玉茗堂全集》四卷、《红泉逸草》一卷、《问棘邮草》二卷。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关部门对汤显祖的作品进行了全面认真的搜集整理，出版了《汤显祖集》。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戏剧家、文学家，人民政府在临川区修建了汤显祖墓园，玉茗堂影剧院，影剧院内设有汤显祖纪念室。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江西省文化局和中国剧协江西分会在抚州玉茗堂影剧院联合举行了纪念汤显祖逝世366周年大会。人民政府修建的汤显祖纪念馆已建成开放。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临川县文港乡(今属进贤县)人，著名词人。

　　殊自幼聪明，七岁能文，被称为“神童”，十四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集贤校理、太常寺丞、户部员外郎、翰林侍读学士、三司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五十三岁时，任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居宰相位。第二年罢相，被贬为工部尚书，接着又出任颖州(今安徽阜阳)、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等地的地方长官，后升任兵部尚书。六十四岁病逝，宋仁宗亲临丧事，死后赠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

　　晏殊知人善任，当世名人范仲淹、孔道辅都出其门下，韩琦、富弼、欧阳修、宋祁等人均被重用，他庭前“门前桃李重欧苏，堂上葭莩推富范”的对联，是他选贤任能的真实写照。晏殊还很注意培养人才，热心教育事业，1027年，他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时，“大兴学校，以教诸生”，使五代以来荒废了的教育事业，很快由衰复兴，体现了他为国兴学，培养人才的战略眼光和实干精神。

　　晏殊善长诗词尤工小令，他的词，承袭南唐风格，追宗“西昆体”，以情致胜。文词典丽，雍容华贵，妙语天成，韵味独特，又不失清新雅淡，含蓄委婉，温润圆融，意趣横生的艺术风格。有“导宋词之先路”，“为北宋倚声家之初祖”的美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和“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等佳句，为千古传颂。作品有《珠玉词》、《晏元献遗文》传世。

　　文天祥(1236—1282)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字履善，又名宋瑞，号文山，江西吉安人。二十岁中状元，官至右丞相。德祐二年(1276)，元兵围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文天祥赴元军议和，被扣留押送北方，行至镇江，得与战友等逃脱南归，至温州拥立端宗，图谋恢复，转战东南。元兵南下时，一再起兵抗御，景炎三年(1278)兵败被俘，囚于燕京(今北京)四年，不屈就义。年四十七。

　　文天祥的诗歌创作，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咏物应酬，佳篇甚少。后期诗文，都是用血泪写成，情辞深沉而意气激昂，感染力极强。他的大部分抗战诗歌，都收集在《指南录》《指南后录》和《吟啸集》中。这些诗，是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结晶，洋溢着对敌人的恨、对祖国的爱，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概。他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诗句，在我国民族解放史上光彩照人。《正气歌》用五古的形式历数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不朽事迹，歌颂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显示了中华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浩然正气。其他如《过淮》《有感》《金陵驿》《早秋》等诗，以及〔念奴娇·驿中言别友人〕、〔满江红〕等词章，都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珍品。他善于运用各种手法来塑造形象，并且把抒情、议论、叙事三者融押在一起，从具体的艺术境界中流露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1278年被押北上，路经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时所写的七律《早秋》，八句诗，每一句都是一个具体的画面，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写出了悲秋情绪，最后以“六朝无限江山在，搔首斜阳独立时”两句诗来点明亡国的痛楚，鲜明地勾勒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感人形象。他的诗歌，气势豪放，激昂慷慨，用语平易，继承和发扬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扬子江》)的诗句，既交代了《指南录》得名的由来，又集中概括了诗人的政治思想和诗文创作的倾向。有《文山先生全集》传世。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幼年丧父家贫,母亲以芦荻画地教其识字,发愤苦学,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后历任翰林学士、副宰相等职,积极参与范仲淹的“庆历革新”。同时,他又是北宋古文革新群体的领导者,文章和诗词创作都很出色。他积极奖掖后进,王安石、苏东坡等人都曾受到他的提携。

　　欧阳修散文成就突出，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类似于中唐韩愈。政论文在欧阳修散文中占有很大比重。这类作品多是奏章，一般以说理见长，逻辑严密、中心突出，但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如著名作品有《朋党论》、《纵囚论》、《原弊》等。

　　欧阳修曾著《新五代史》，并与宋祁合编《新唐书》，对历史的精确了解，使欧阳修的史论文也极具特色。《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其史论的名篇。文章以后唐庄宗李存勖沉溺逸乐、宠信乐官而致亡国的历史事实，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普遍规律，见解深刻，令人深思。

　　欧阳修的杂记类文章也极具特色。这类文章往往不是单纯记游、记事，而是借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抒发其人生感慨，寄托其人生理想。著名的如《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的辞赋类散文多为抒情小赋，如《鸣蝉赋》《秋声赋》等。与前此律赋不同，欧阳修这类抒情小赋，多以散文式笔调，融议论、写物，抒情于一炉，形式上更为灵活自由。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南宋江西婺源人。父朱松，进士出身，对二程理学窥研弥深，因不附和议，得罪秦桧，失官居家，以教书为业，恪守孔孟之道。其父对朱熹要求严格，不仅以儒家经书对他进行严格教导，而且对他讲授“古今成败兴亡大致”，教育他关心民族社稷安危和社会现实问题，树立抗金必胜思想和信念。朱熹严守父训，刻苦读书，青少年时代，精心研读儒家主要著作，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和各种格致之学，学业猛进，十九岁登进士第，赐同进士出身，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曾任南康军两年零一个月。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准备启用张浚出兵抗金，并下诏征求内外朝臣陈述政见，朱熹立即上书陈事，在《壬午应诏封事》中指出：“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矣”，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夫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第二年，孝宗在垂拱殿召见朱熹，朱熹面奏三扎：第一扎，建议皇帝博访真儒，讲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第二扎，指出“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主张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应当“合战守之计以为一”第三扎，尖锐批评当时“谏诤之涂(途)尚壅(堵塞)，幸(以诌媚而得宠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尽)而国用末节”，应当立即“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结果，皇帝不予采纳。朱熹上谏被拒，遂退居崇安武夷山寒泉精舍授徒讲学，探求学问，著书立说，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的十五年间，他的学术思想更加成熟，形成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初步实现了集理之大成宿愿，名声颇大。

　　朱熹在学术上的成就，使朝廷感到为难，若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如加任用，又恐其“干扰”朝政。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差遣他远知偏僻之地南康军。淳熙六年(1179)年三月，朱熹到任，治所在今星子县。他到任之初“考按图经，询究民间疾苦”，贴出《知南康榜文》：第一，为解决南康“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的社会问题，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弊源者，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经。是年，朱熹又奏请免除赋税，并派司户参军与“逐县知县亲诣旱伤田段地头，对帐检视”。秋后又下发《劝农文》，劝农民“趁此天时多种荞麦及大小麦”度过灾荒。又极力推行王文林所作《耕田法》与《种桑法》。翌年九月，发起重修城南湖畔石堤，“允晦间亦躬行其上，劳苦勤恤者甚众”。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曾亲至白鹿洞书院视察。眼见这座曾经与岳麓、雎阳、石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的遗址，栋宇不存，毁于兵火的一片废墟，感到极其伤心，然又为书院的优美自然环境赞不绝口。他说：“观其四壁，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著书之所，”因“念庐山一带，老(老子、道家)佛之居以百之计，其废坏无不兴葺。至于儒生旧馆只此一处，而一废累年不复振起，吾道之衰即可悼惧，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于此邦，以传后世”，“其庐山白鹿书院合行修立”，遂再三向朝廷请求，孝宗皇帝终于批准重兴白鹿书院。书院落成之日，他饮酒赋诗：“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编讵敢议明诚。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元从乐处生。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并作《白鹿洞成告先圣文》)，还屡次请求孝宗皇帝为白鹿洞书院题匾、赐太上皇帝御书石经、监等九经流注疏。他根据多年的教育经验，亲自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教规》，即：1、教育目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愤窒欲，迁善改过。4、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5、接物之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以及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熟读精思”的学习原则。这是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典型的教育纲领。这个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这一，它不仅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模式图，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所注目，国外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而且为世界教育界注目，国外有很多教育家把它当作研究教育制度的课题，他不只兴书院，订规章，经常亲自授课讲学，每逢休沐，即亲至书院与学生一起质疑问难。朱熹对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赴白鹿洞书院讲学时，曾写过一首诗赠给学生：“诸郎有志须精学，老子无能但欲眠。多少个中名教乐，莫谈空谛莫求仙。”以告诫弟子精学儒家名教，因是白鹿洞书院规模和教学质量均为全国之冠，四方好学之士，负笈裹粮，前来求学。建昌人胡泳、李燔、吕炎和吕涛兄弟，都昌人黄灏、彭浔和彭方父子，彭蠡(今彭泽县)人冯琦，星子人周颖等，均学有专攻，后来都成为传播理学的重要人物。

　　朱熹在南康任职期间，在推行教化、整顿吏治、兴利除弊等方面政声显著，于淳熙八年(1181年)任满，暂回崇安故里。光宗时，赵汝愚奏为侍制、侍讲。时韩胃擅权，排斥赵汝愚。庆元年(1195)年，赵汝愚罢相。朱熹、彭龟年指责过韩，均得罪。三年，将赵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著于“伪学逆党藉”，而朱熹被定为“伪学之首”史称“庆元党禁”。两年后，朱熹病逝，享年72岁。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从祀孔庙。

　　朱熹一生勤奋好学，关心国事民情，曾立志报效朝廷，献身国家民族。然而南宋王朝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权夺利，使他在仕途上一再遭受挫折，不能得志，终于绝意于官场，潜心学术，致力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成为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教育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朱程学派、又称闽学、考亭学派。他认为“理在先，气在后”，但其宇宙形成说却能接受古代科学成果，主张阴阳二气的演化论，如从高山上残留蚌壳论证地质变迁(原为海洋)说等。在人性论上，他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出“去人欲、存天理”，以缓和社会矛盾。其社会历史观，又主张恢复三代之治，愿“周孔之道常在”。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奉为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日本在德川时代，“朱子学”也颇流行。他进行学术研究和讲学紧密结合，师生共同研究著述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他在教学实践中的经验，对后代书院的发展、自由讲学风气的提高、学术研究空气的浓厚都有影响。他的学术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词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杂诗》)至今脍灸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回车)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之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陶渊明的作品感情真挚，朴素自然，有时流露出逃避现实，乐天知命的老庄思想，有“田园诗人”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