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真相)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头版———

　　-上海来电世界首闻南京大屠杀

　　2007年11月26日早晨,繁华的纽约街头,每个脚步都是那么匆忙。很多人一手端着星巴克咖啡,一手夹着报纸。在每天的上班途中,咖啡和报纸是美国人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露出的报头往往是《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这张世界级的百年大报,如今仍然以国际时事新闻的报道传统优势而活力依旧。

　　翻开26日当天的时报,面对五花八门的新闻,记者却难以集中注意力,思绪总想溜回70年前,寻找这张报纸有关南京的影子———在美国,《纽约时报》也被称作“档案记录报”,足可见它在时事报道上的客观和权威———“我一定要找到南京大屠杀的那篇‘档案’!”

　　70年前老报纸再现悲惨历史

　　在曼哈顿时代广场,一座浅灰色的老式建筑就是纽约时报相伴百年的总部大楼,逼仄的空间和随处可见的旧报纸透出浓浓的历史味道。再过一条街则是时报今年4月刚刚搬迁的新大楼,在一堆直插云霄的摩天大楼中格外抢眼。然而,看着这座钢筋水泥、全玻璃结构的纯现代建筑,“历史”、“遥远的南京”似乎一下子变得虚幻起来,我不免有些担心:70年前的那些铅字,真的还在吗?

　　大厅接待部门的工作人员很热情,当他们听说记者远道而来要找1937年有关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老报纸时,拿出了一沓资料仔细查看后说:“尽管放心,可以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找到!”其中一位还专门为我抄下地址:第五大道和西42街交界处,过几个路口就到。

　　纽约公共图书馆是全美最大的图书馆,浓缩着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进程。在汗牛充栋的图书和史料中,没想到我顺利地就找到了想要的那份“时报档案”。

　　在100号房间里,一排又一排铁皮柜摆放着密密麻麻的微缩胶卷,所有报纸的目录都可以通过它们查到。打开其中一个抽屉,里面一个盒子上写着,“1863年,NEW YORK　TIMES”。“居然140多年前的时报还在!”记者的心立即放下了,“70年前德丁在南京的目击报道应该离我不远了!”

　　“就是它!”当写有“1937年12月份纽约时报”字样的盒子终于闯进我的眼帘,我的心跳在加速。

　　一行又一行铅字真切地在我眼前重现,时间仿佛凝固了,历史就在耳边发出它最为真实的声音:

　　“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

　　“日军占领下关门后,对守备队进行了大屠杀。中国兵尸体在沙袋间堆积如山,高达六英尺。到15日深夜,日军还没有清扫街头,两三天中,军车来往频繁,常常在人、狗、马的尸体上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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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约有38页,而记者德丁发回的这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刊登在头版报头下方的显著位置。他显然难以尽述在南京所见到的太多的非人场景,这篇报道的篇幅延续较长,因为头版版面所限,接着又转到了第10页。这些文字虽然没有配图,但记者今天读来脑海中却不断涌现令人惊骇的屠杀场景。

　　想到上海发稿，但被日军挡回

　　感谢德丁,是他记录下了真实的历史。然而文字犹在,作者却已永别人间。“如果你早来几年,或许还能见到德丁本人。”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负责人陈宪中先生不无遗憾地告诉记者,德丁已在两三年前去世,关于他写就这篇报道的前后经过,联合会和热心的海外华人曾经对他做过访问,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和影像资料。

　　70年前,从美国休斯顿来到遥远的中国,德丁为了获得免费船票,在货船上清洗甲板和胶轮。起初他是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编辑,后来供职《纽约时报》。

　　1937年8月底,关注日军侵华战争的德丁来到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1937年12月13日起的两三天时间内,德丁与留守的为数不多的外籍人士一起,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侵华日军在城内烧杀淫掠的滔天罪行。作为一名记者,迫切的使命感让他急于想把这一事件报道出去。然而,当时的南京其实已经成为一座孤城,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一切可能的发稿渠道都被切断。怎么办?赶紧去上海!12月14日,德丁乘车赶回上海。然而,才到句容,那里的日军就把他挡了回来。当时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下了德丁的遭遇: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先生打算乘车去上海,这种想法值得称道。但是我不相信他能顺利通行,尽管如此,我还是托他带一份电报到上海,电文如下:……”

　　“我刚刚得到消息,德丁先生已经返回,上海之行没有任何结果。遗憾!”

　　日军攻陷南京后展开血腥屠城,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消息外露,另一方面又不想看到外国人继续留在南京。12月15日,德丁终于乘上了美国的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去上海。17日一到上海后,他赶紧向美国国内拍发自己的新闻稿。12月18日,这篇报道便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南京屠城引发“新闻大战”

　　除了德丁外,当时留在南京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还有另外4名外国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路透社的史密斯和派拉蒙公司的门肯。

　　登上瓦胡号炮舰后,一场“新闻大战”也就此展开。

　　德丁赶紧去找无线电发报员试图发稿,却被对方以“违反规定”为由拒绝了。老到的斯蒂尔则设法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发回了美国,12月15日的《芝加哥每日新闻》刊登了他的报道,斯蒂尔也因此成为国际上报道南京大屠杀消息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同时,斯蒂尔还以《太阳报》和《每日邮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向两报发出了消息。德丁则不得不在上岸后的第一时间内发回自己的报道。多年后,德丁在谈到这次“新闻竞争”时说,“我年轻,又是新手,斯蒂尔是老手,所以抢在我前面发出独家新闻。”

　　不过,有学者后来考证认为,在相关的报道中首次完整、直接提出“南京大屠杀”的,则是德丁刊发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此后,德丁等外国记者又继续发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后续报道,在“日本侵略战争”、“屠杀平民”、“南京集体大屠杀”等提法上更趋一致。到了1938年,一些杂志也加入到了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报道中。

　　这次在纽约,美籍华人鲁照宁向快报记者提供了他所收藏的美国《LIFE》(生活)杂志(1938年5月16日出版),这期杂志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最早以图片形式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当中所采用的10幅图片均来自当年留守南京的约翰·麦吉牧师拍的照片……

　　他们是记者,也是证人

　　只是记者们没有想到,他们出生入死报道的真相,却在半个多世纪后被一部分日本人指责为“谎言”、“虚构”。

　　1990年,日本右翼分子、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作者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花花公子》采访时说:“人们说日本人在南京搞了一次大屠杀,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国人编造的故事,全是谎言”。他还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一干人犯之前,世界从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在屠杀发生时,日本的战地记者和西方记者都没有任何报道;《纽约时报》记者德丁没有目睹屠杀;圣公会牧师约翰·马吉也仅仅看到一人被杀……”

　　面对这样的污蔑,众多已是满头华发的见证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在一次由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等海外华人社团举行的新闻说明会上,退休后居住在圣地亚哥的德丁特地赶来并在会上发表声明,驳斥日本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的歪曲;约翰·马吉牧师已经故去,他的儿子戴维·马吉不但在会上宣读了他父亲当年从南京寄来的家信,并展示了他父亲用来拍摄日军暴行的照相机……

　　在这次赴美采访中,记者看到,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前任主席邵子平还保存着这次斗争的资料,以及自己和德丁、戴维·马吉等人的合影,邵子平先生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无私地提供给了我。他说,南京大屠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整个国际社会一开始就听到了它的声音。面对日本右翼分子,这一声音在任何时候都足以振聋发聩。 (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美国国家档案馆铁证如山———

　　-关注这段历史的人越来越多

　　沉重的历史，躺在一个个盒子里

　　美国国家档案馆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基本只留有些家谱、族谱,供前来“寻根”的人们查询。规模庞大的新馆位于首都东北部的马里兰,每天从市区的总部有免费的班车开往新馆。

　　在经过严格的安检后,记者上楼见到了事先预约的研究员艾瑞克(Eric Van　Slander)。尽管第二天就是“感恩节”,很多美国人都已归心似箭准备享受假期,但艾瑞克却热情地安慰记者“不必着急,安心查询”。不过,当记者递给他一长串要找的内容时,他却露出一丝难色———不为别的,而是因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馆藏资料实在太多了!光是找到这些目录,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艾瑞克略作思考,然后果断地对记者说:“跟我来!”

　　原来,通常情况下记者应该提供好准确的档案编号与存放位置,再由专门的档案管理员到存放库提取。而艾瑞克为了方便记者查询,直接将记者领进了档案存放库!装有智能识别系统的大门缓缓敞开,眼前的一切在记者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在这个足有两三千平方米的仓库内,一排排铁架分列两旁,中间留出一个窄窄的走道;每个铁架上面又隔出了好多行,每一行都密密麻麻放满了一只只“盒子”。显然,每个盒子内无疑都是一段曾经发生的历史。

　　“像这样的仓库我们有35个。”艾瑞克一边介绍,一边仔细查看着每一列档案旁标注的内容提示。二战结束后,美国对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和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大规模搜集研究,并分门别类保存在国家档案馆。

　　突然间,艾瑞克在标有“RG238”字样的铁架旁停住了脚步,“就是这里了!”顺着他的手势,记者看到从这列开始的一连串铁架上都贴有同样的标注“NA-TIONAL ARCHIVES COLLECTION OF WORLD WAR Ⅱ WAR CRIMES RECORDS”(国家档案馆二战战争罪行记录档案)。“关于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档案主要就存放在这里。”然而,每一列铁架上的盒子还有几千个,这么多列,查询起某一个具体档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艾瑞克不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研究员,他根据记者提供的一些关键词和日期,很快找到了一系列相关的档案!

　　梅汝璈的中英文签名最抢眼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中,藏有大量的军事和外交报告,其中有不少是美国截获并破译的日本外交部信息(前文所提的广田弘毅密电就是一例),仅这部分的电文就达一万多页!另外还有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人给国内亲戚朋友的来信,战略服务处的记录和抄本,审问战俘的笔录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套审判资料等。

　　经过沙里淘金般的寻找,记者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全套审判资料。当印有10个国家的大法官亲笔签名(印度法官签名空缺)、表示将“秉公执法”的声明呈现在眼前时,61年前那段跨越国际的正义与罪恶的较量一下子跳出了一只只“盒子”,生动地一一再现。在这张已经发黄的“声明”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国大法官梅汝璈的签名。他用的是中英文两个名字,“梅汝璈”三个方块字在英文字母中尤为显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立于东京,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中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等11个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判于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结束,历时两年半。这次审判共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在4300件以上,判决书长达1213页。判决书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并宣判25名被告有罪。在审判过程中,每一位证人、每一件证据都成为历史的永久见证。但遗憾的是时间所限,记者无法把它一一看完。

　　截获“广田电报”

　　当记者想进一步查找广田弘毅的电报时,艾瑞克拿出一张纸要记者写中文给他看。记者才写下“广田”两个字,他就连声说“明白了”。并不懂中文的艾瑞克,对“广田”、“东条英机”等中文字眼却非常熟悉,可见在国档馆的资料中,与此相关的档案何其之多,又何等重要!

　　“广田电报”在1938年1月17日被美国截获后,破译并译成了英文。1994年9月解密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公开并在学术界引发轰动。

　　这份电报起初被部分学者认为陈述的是广田弘毅本人的观点。不过,1998年美国华裔学者、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在考证后发现,“广田电报”中所描述的直接见证人应该是《曼彻斯特卫报》特约记者田伯烈,而电文的内容则是他所写的一则消息。当然,且不论其中的见证人究竟是广田本人抑或田伯烈,由广田签发的这份电报其内容本身,已经构成重要史料的一部分。当时作为日本外相的广田弘毅,将田伯烈的这份“特别消息”报道,亲自签发至日本驻欧美各使领馆,说明日军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暴行,日本政府当时已完全知晓。

　　面对这样的真相,当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很难从根本上推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史实。

　　关注的人多了

　　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历史真相?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多岁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来到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查询南京大屠杀史料。资深档案研究员约翰·泰勒(John Talora)对她说:“你是第一个系统研究这批资料的人。”

　　十多年过去,物是人非,曾经的合作伙伴与好友已是阴阳相隔。张纯如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而约翰·泰勒也已80多岁高龄,平常已经很少来档案馆,最多的时候一周来两次。本以为当天的采访无缘相见,不料艾瑞克却告知意外之喜:“约翰·泰勒今天就在馆里!”

　　这真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人!虽然满头白发、步履蹒跚,却依旧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并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精力,在他的办公桌上,堆放着繁杂的研究资料,仿佛他的生命无法与心爱的档案研究割舍。

　　从1945年开始,约翰·泰勒已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工作了62年!是一致公认的“国宝级”人物,几乎每一类档案的保管、使用和研究都在他脑中储存着;几乎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他能说出名字。也正是从近20年开始,约翰·泰勒明显感觉到了馆藏南京大屠杀档案受到越来越高的关注度。“从张纯如开始,这种关注度是来自全世界的。”除了美国,还有来自其他西方国家的、中国的、日本的学者,都曾经陆陆续续来过这里查询和研究这批档案。

　　就在去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还留下了两位来自南京的年轻学者张生、杨夏鸣的身影。从去年的9月20日到10月22日,他们在这里“泡”了一个月,天天与枯燥的档案为伴,收获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带回国的档案、史料足足拷贝了5个G容量。

　　在记者赴美前,杨夏鸣教授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时他还特别委托代问约翰·泰勒好。当记者向老人转达他的问候时,泰勒非常高兴,“我很记得这两位中国来的勤奋的年轻人!” (快报特派记者郑春平)

　　-再添新证

　　一本日记满纸血腥再现侵华日军暴行

　　侵华日军军医日记证明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

　　我们接到命令：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

　　1937年11月29日,常州。日本军医保坂晃的日记:

　　“我们出发前去扫荡常州的敌人。中午时分,我们的队伍开进常州城。我们接到命令,要求我们杀掉常州城里的居民。大约80名手无寸铁的平民,不分男女老幼,被赶到一块儿,黄昏时分统统被我们开枪打死。我希望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看到这样的惨景。即将被杀死的这些人簇拥在一起,都在祈祷、哭喊并哀求饶命。对如此凄惨的场面,我简直都没有勇气看下去。很快,重机枪就开火了,人们都纷纷发出惨叫声,栽倒在地上。即使我已经有了魔鬼的心肠,我也觉得惨不忍睹。战争真是太悲惨了! ”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快报记者在众多的史料中有幸与这本日记的原版“相遇”。

　　说到这本日记,不得不提到两件事:一是最先发现它的人:华裔学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杨大庆。另一个是官方机构:美国纳粹战争罪行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机构间工作小组(简称IWG)。

　　如今,这本日记已经登上了该机构日前推出的《研究日本战争罪行档案》一书的封面。